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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排气管的若干材料考述 “新京报”是清代中国典型的报纸形式。尤其是在清朝中期之后，《新京报》成为报纸上发表的固定该报，取代了传统的“住宅报告”，成为报纸的统一名称，推动了中国古代报纸从官方新闻向个人新闻、前报和杂志向政府的转变。同时,“京报”无论究其传播的内容还是形式、抑或其社会影响,无不代表着中国古代报纸的最高水平,完成了中国古代报业最后的辉煌。但是,“京报”作为一种报纸形态,到底起源于何时?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 一 《宫史》称“有德者” 关于“京报”的起源,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戈公振先生对此就有所探索。他在《中国报学史》第二章第十一节《京报》中说: “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1 虽然,戈公振没有直言“京报”起源于清代初年,但“清初说”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2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学者也附和其说,并且进一步推论“京报”出现的具体时间是在清初的雍正年间。如陈圣士认为: “清代北京报房发行之报纸,均曰‘京报’,‘京报’发行之时期,可推断大约为清雍正年间(即公元1723—1735年)。……雍正之后,‘京报’代替了‘邸报’,并严禁邸报发行,或系因异族统治,实行中央集权所致。”3 台湾的这位学者,言之凿凿,把“京报”出现的具体时间,圈定在清朝的“雍正年间”,并且认为“京报”对于“邸报”的“替代”,也就发生在雍正王朝。 但是,黄卓明先生则持不同看法。他的《京报起源于明季》的文章出现,关于“京报”的起源进一步引起了学界的讨论。黄卓明提出“京报起源于明代说”。他的主要证据是发现了清代道光年间学者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篇短文。其书卷十四《书芦城平话后》载称: “《芦城平话》,四卷;《皇明小史》,十八卷;《宫史》,五卷;《事物初略》,三十四卷;又有《买愁集》,不全,皆吕贞九撰。句容王君乔年所藏。……《平话》中说熊廷弼、汪文言、傅櫆、吴孔嘉、吴养春事甚详。 前于王氏见明时不全京报。……(明天启六年)十月,《本纪》有丙申逮中书舍人吴怀贤下镇抚司狱,枚杀之,不见京报。”4 俞正燮在这篇书跋中提到“京报”字样的有两处,但是,提到“报”、“报称”、“报又称”的有多处,显然,文中所说的“报”,也是指这类“京报”。 同时,黄卓明先生进一步援引明末清初人孙承泽《天府广记》中关于明代“报房”的记载:“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上谕: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泄露机密,一概私揭不许擅行抄传,违者治罪。”5既然,民间报房已经出现,黄卓明认为其业务肯定与京报有关系,他“根据俞正燮和孙承泽的两条互相关联的记载,判断《京报》应创始于明代末年。”6 对此,有学者持怀疑态度。如台湾学者陈圣士认为: “第一:明若有‘京报’,其必在明末。因明初及中期之‘邸报’或‘朝报’一类的京师报纸,习称‘朝报’,仅至清朝才称‘京报’,而‘京报’并非某报之专称,故可能明末在京师之报纸,有些人称之为‘京报’,惟无法证实。第二:俞正燮为清人,清称京师报纸为‘京报’,也许俞正燮在翻阅明之京师报纸亦习称为‘京报’,惟未加说明耳。”7 虽然,陈圣士猜测明末可能存在“京报”的称谓,但是,对于“京报明代说”基本上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位台湾学者朱传誉先生也认为:“京报”一词出现于明代的可能性不大。”8他进一步说:“即使俞氏所谓‘明时不全京报’属实,也必须有其他直接或间接的旁证来支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明代的著作或史料中,看到有关明代‘京报’的记载,明代究竟有没有‘京报’,在没有读遍明代著作或史料以前,我们不能妄断,只好存疑。”9 姚福申先生在《关于明代京报的辨析》一文中,虽然列举出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的《枣林杂俎》和崇祯七年《兵部为纠参吴襄愎违轻进事题行稿》中使用过“京报”一语,但他认为:此处的“京报”“完全等同于‘邸报’”,“明代根本不存在民营京报”10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关于“京报”的起源探讨又有了新的进展。 尹韵公先生在反映明代社会生活的小说里发现了一些“京报”的身影。如《儒林外史》第三回载: “报录人见了道:好了,新贵人回来了。正要拥着他说话,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11 另一篇明代金木散人的平话小说《鼓掌绝尘》也有“京报”记载: “一日,送京报来说:九龙知县已有官了,姓金名石,系金陵人,选贡出身。”12 虽然发现了明代小说中的“京报”记载,但文学作品毕竟不同于文献史料,它是艺术的世界,是允许虚构、想象、甚至杜撰的,如果以此作为依据,做出肯定的判断,恐怕还是有风险的。因此,尹韵公先生非常谨慎,他认为:“仅凭一条史料作为根据,是否太单薄了一点,史学研究一向认为孤证是最危险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