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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徽商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底层的转化 一、 明清之际:社会分层 徽商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贸易集团，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徽州自古被称为“东南邹鲁”, 文人骚客辈出, 而在明清之际徽州出现了大批的商人, 他们活跃在中国各地, 甚至远洋出海从事贸易, 徽商名震一时。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在徽州这片土地上达到了最上层与最下层的衔接。本文从明清之际的社会背景出发, 探讨徽商是如何在文化、宗族和政治的多重影响下走向成功的。 所谓徽商主要是指安徽徽州府的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籍贯的商人。徽州地区多山, 土地面积十分狭小, 因此身处徽州区的人们无法通过发达农业来致富, 于是在以祁门、绩溪、婺源为中心的徽州区, 人们为了致富而选择了经商的道路。徽州商人因其贫寒的出身而无法获得社会支持, 其资本的积累多来自个人的劳动积累, 一旦有了基本的资本后, 徽商就开始向上与封建权力所有者产生联系, 通过巴结、联姻、买官等形式与其交往, 获得更大的利益, 也将自己的资本来源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徽商通过地缘、血缘等因素, 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合了经济资本、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资本网络, 每个徽商都不能完全脱离这个网络而存在。 二、 文化、宗族和政治：徽商的三大支柱 (一) 文化与读书是私家车的最终追求 安身立命之本。徽州因其地面高山环绕、交通不便, 没有战乱之苦, 又因山清水秀, 风景独好, 黄巢之乱后更加吸引了大批的文人墨客迁家于此。于是徽州的好读书之风盛行, 有文献记载“婺人喜读书, 虽十家村落, 亦有讽诵之声”。又因宋代理学大家朱熹是徽州婺源人, 所以徽州盛行朱子崇拜。总体上来说, 徽州文化氛围浓厚, 儒家价值观是其正当的意识形态。徽商最大的特点是“贾而好儒”, 文化在徽商的经营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徽商这里, 经商只是改变自己不能读书的命运的手段, 而不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 文化才是他们的终极追求。对徽商而言, 经商只是一个进入正统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 科举才是符合徽州人价值观的向上流动的正当渠道。 徽商与明清之际其他商帮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徽商是极重视文化的, 这与宁波商人以商业是国家之本的想法, 和晋商从重利的角度来看待商业是不同的。徽商好儒既与徽州本土的文化环境有关, 又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关。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 商人为社会末业, 只有读书才是进入仕途的正当渠道, 这一点在徽州商人的心中是十分明确的。要想进入“士”这一社会高层阶级, 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 走科举之路。所以徽商的经营是为了为自己的后代打通向上晋升的道路, 商业在这里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的基石, 商业资本没有进入再生产, 而是转化成使更多的人进入封建社会顶层的机遇。 因此文化与读书是徽商终其一生的追求, 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商业与他们来说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一种手段, 是为了日后能够使自己的家族进入社会正统阶层做的准备。强大的儒家文化氛围的熏陶使得徽州商人虽然早年弃儒从商, 但是儒业还是其最终的追求, 所以徽州商人重视儒家的“义利之辨”, 在经商过程中处处体现着儒家精神的浸染, 而文化也成为众多徽商走向更高的社会地位的跳板, 也是向上流动的唯一正当渠道。 (二) 商帮中的宗族文化体现了人们之间的和谐 间的组织方式, 中国传统的乡村是由宗族发展而来的, 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的作用十分强大。同样, 在徽商的群体内部, 宗族也发挥了凝聚团结的作用。徽商在起初经营时多出自极贫之家, 做生意的本钱大部分出自于宗族内部的接济、祖上的财产等, 徽商能够进入到滚滚洪流的商业经营中去, 宗族在一开始就给了他们前进的力量。徽商的经营方式是以宗族中的长者带领幼者的模式展开的, 多为父带子, 叔带侄等。而在经营的过程中徽商用同族的亲戚来帮助自己打理生意, 成为店中的一员。同样, 在一家经商致富后, 经常会有同族的穷困族人前来寻求救济, 徽商也一并接待并为他们找谋生之路。 举族经商是徽商人员组织模式的一大特点。这种做法让徽州商人在外经商时能够以血缘、亲缘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风险均摊, 利益均沾。这样的经营模式能够使宗族的力量团结起来, 使徽商这一群体在资本、人力、资源上形成更大的力量, 宗族纽带为徽商在外经营打造了一座坚实的靠山。而这种宗法制度也运用到了各自的经营之中, 利用族训族规加强对族员的约束, 明确等级上下关系, 通过文化和宗族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经营。 徽商发家之后将很大一部分财产用来修建家乡的宗祠, 修订族谱, 尊祖祭祖, 如果已经扎根外地, 也同样修祠续谱, 每年回到家乡祭扫祖坟, 这一点也是在其他商帮中较少看到的。宗法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维护等级秩序、使家庭继替有序的工具, 其历史可追溯至周朝的宗法制。家族内的宗法制度通过与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