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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体系理论视角下的税收激励rd税收优惠政策 一、 创新体系理论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创新活动日益频繁，呈现出系统特征。“创新体系”以“国家创新体系”为代表的“创新体系”理论得到了广泛支持。大多数人认为，公司、研究机构和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心主体。此外还包括了政府、中介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等重要主体在内,它们共同构成了知识生产、转移和应用的主体,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就是生产、分配和应用知识的各主体之间的一整套复杂关系的结果。创新体系理论的提出使税收激励政策在众多创新政策工具中的地位进一步突出,因为税收政策具有作用方式间接性、作用范围广泛性等特征。采用税收方式不是引导定位在社会收益高的领域(如外溢效益高的技术领域或基础研究)开展研究与开发,而是鼓励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行为,营造有利的科技创新环境,这也使税收激励政策使用更为普遍。 创新体系理论直接导致了税收激励政策职能的转变,要求税收激励政策不应仅关注直接影响创新过程的一种因素或者一个层面的因素(如研发或企业层次的因素),而且考虑到形成“创新体系”的广泛因素,在激励相关的创新体系因素方面(如研究人员流动和培训、风险投资、专利和技术转移、产学研合作、中小企业发展等)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创新体系理论使税收激励政策的地位进一步突出,但是,对于每个国家独特的创新体系来说,没有惟一的方法来解决其中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政府在制定创新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影响创新活动的广泛因素,而且应考虑具体的需要与目标。在创新体系的政策工具选择中,除了税收激励,也需要采用其它相关政策手段。从目前一些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如美国、法国、英国、芬兰等)的税收激励体系的比较中,可以发现,税收激励体系的设计没有单独的最佳方案,而是根据各国具体不同标准综合采用不同的政策与手段。税收激励政策设计和使用无不在其他手段也被应用的综合背景中进行。 二、 rd税收征管政策的作用 税收激励是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创新政策工具。在OECD国家,它主要有两种形式,即RD支出税收抵扣和RD支出税收减免。其中,前者又是最流行最主要的形式。由于税收激励政策主要通过市场,而不是直接由政府来调配各行业、企业和项目间的RD投入和其他科技活动,因而不会扭曲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受到发达国家的青睐。1996年,OECD成员国中实施RD税收激励政策的只有12个,到2005年已发展为19个。 对创新的税收激励,特别是RD税收抵扣政策,在发达国家有效地保留和吸引了RD投资,那些在税收激励上最慷慨的国家,如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均是吸引外来RD投资最多的国家。在欧、日、美三方RD投资流动中,美国、英国是净流入国家,其中RD投资税收激励政策是一个重要原因。此抵扣政策的直接作用是刺激了研发投入。美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Robert博士指出,几乎所有学者都发现,RD支出税收抵扣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每减少1美元税收,至少诱导产生1美元额外RD投资。加拿大的学者发现,在加拿大每美元抵扣产生的额外RD支出在98美分～1.38美元之间。由于公司RD投资的外溢效应,RD税收抵扣有利于提高国家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1998年,美国学者CoopersLybrand完成了名为“RD税收抵扣的经济利益”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长期来看,每1美元(联邦)政府抵扣支出,会产生1.75美元的附加税收,创造了纳税人和政府的双赢局面。 三、 英国和美国之间基于税收激励的研究方法和经验 1、 选择性的rd税收征管 美国政府认为,RD税收抵扣是推动研究开发,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政策工具。自1981年里根总统签署RD税收抵扣的立法以来,美国政府已12次延长有关RD税收抵扣政策期限,延长时间自6个月到5年不等。2006年12月,美议会又延期并修改完善了RD抵扣法律,颁布了12%的选择性的简化抵扣(ASC)政策,因为按原来的规定许多公司没有资格享受20%的传统抵扣。在选择性的增量研究抵扣(AIRC)方法中,这些公司只会得到1%～2%的有效RD抵扣,比例非常小。2006年12月通过的法规,把传统抵扣追溯性地从2006年1月延长到2007年12月,并从2007年1月到12月实施选择性的简化抵扣政策。 美国国内税收法规(IRC)第41节,对抵税的RD支出范围有严格界定。这些支出主要限定在内部工资、合规的研究用品;在符合规定的研究中,使用计算机的某些分时成本,合同研究支出的65%(即代表纳税人进行合乎规定的研究而付给美国外部承包商的数量)。抵扣的75%以上是付给美国高技能、高收入的RD就业人员,在某些行业,此比例在90%以上。RD活动在本质上必须是技术性的,它包括实验方法,专注于开发新的或改良的商用成分。 美国RD税收抵扣有3种方案,即传统抵扣、选择性增量研究抵扣(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