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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教门起事与咸同贵州号军起义 咸丰于1858年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历时14年，“召集数十万军队和马匹，扰乱贵州的数十名州和地区”（p41）不仅是贵州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太平天国史和中国秘密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以往学术界大都以“农民起义”或“民族斗争”相对待,这些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确切。准确地说,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乃是一次综合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等多种因素的民间教门起事。下面从三个方面予以说明: 一、咸同贵州“号军”的名称沿袭了历史上民间教门起事的传统 以刘仪顺为首的咸同贵州起义军有“白号”、“红号”、“黄号”、“青号”等名称,但这些名称并非始自咸同年间,亦非刘仪顺所独创,而是承继了历史上民间教门起事中以不同颜色的服饰作为标识的传统。 东汉顺帝时由张陵在巴蜀创立的五斗米道,以及汉灵帝时张角在华北创立的太平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民间教门组织。而正是在太平道发动的起义中,便有了“(起义者)皆著黄巾为标帜”的记载,因此,历史上称这次起义为黄巾起义。此后,以头巾或素冠练衣等为标识的做法在民间教门起事中时有出现。如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汾州等地少数民族冯宜都、贺悦回成等“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隋大业六年(610年),“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建国门”。唐永隆二年(681年),四川万年县女子刘凝静“乘白马,着白衣,男子从者八九十人,入太史局,令升厅,床坐勘问”。元末白莲教大起义中,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等领导的起义军,无不以红巾裹头,因此而被称为红巾军。 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十二月,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在枝江、宜都一带制造兵器,屯积粮食,缝制红、白布帽。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张正谟向教内人宣称:凡入教的人分为上下、文武两班。竹溪、房县、保康各处为“上头武仙”;枝江、宜都、宜昌为“下头文仙”。届时武仙与文仙会齐,杀人无数。只见头带白布号帽,身上带有黄绫等贴,就晓得同教中人,可以免难。嘉庆二年(1797年)五月,襄阳白莲教“总教师”王聪儿率部与四川起义军实现了著名的东乡会师,对湖北、四川两支起义军进行统一编号。湖北襄阳起义军中,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的一支称“襄阳黄号”,以高均德、张天伦为首的一支称为“襄阳白号”,以张汉潮为首的一支称“襄阳蓝号”。四川起义军中,以徐添德为首的一支称“达州青号”,以王三槐、冷天禄为首的一支称“东乡白号”,以龙绍周为首的一支称“太平黄号”,以罗其清为首的一支称“巴州白号”,以冉文涛、冉天元为首的称“通江蓝号”。 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失败之后,湖广号军又于1813~1814年在万小一、苗小一、杨荣、胡二等的率领之下发动反清起事。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各色号军发展到五千多人,在攻下周至县佛爷坪后即分成五号。 在咸同贵州号军起义之前,刘仪顺在1817年前后就已先后在14个省区传教,进行号军起义前的一系列筹划工作。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亲自主持发动号军起义的汉口会议,具体部署了湖广、四川、江西等省的行动计划。咸丰七年(1857年),刘仪顺、刘汉忠、刘文礼领导三千号军在四川涪州鹤游坪起事。起事很快即告失败,刘文礼牺牲,刘仪顺潜往贵州,刘汉忠仍回湖广。1857年6月,另一号军首领朱永倡在湖南澧州举行起义,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宣告失败。 因此,从历史渊源看,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直接秉承了嘉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传统,是刘仪顺所组织、领导的众多民间教门起事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的领导阶层与主干力量皆以民间教门成员为基础 在谈到咸同贵州号军起义的领导阶层时,身为灯花教教首的刘仪顺无疑首当其冲。 关于刘仪顺的籍贯、生平,在以往学者的论述中已做过比较详细和令人信服的考证,在此不再重复。下面就刘仪顺“依元祖师”的称号及灯花教的渊源做点说明。 治咸同号军起义史者都知道刘仪顺在广大教徒和号军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中一个尊号便是“依元祖师”。但“依元祖师”到底从何而来,在灯花教中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以往大多数学者或不明究里,或语焉不详。 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裕泰奏折称,道光七年﹙1827年﹚青莲教﹙灯花教的前身﹚为清朝当局破获,受到严重的打击,其教内骨干有的被捕,或入狱,或被杀,有的充军云贵、新疆,侥幸漏网的则四处逃亡,隐蔽活动。十余年后,风声渐平,幸存的教内首领与骨干便商议对青莲教的组织进行整顿,以期复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一源在四川约陈文海、彭超凡等商议复教之事,但无结果。次年二月,青莲教教首、骨干再次商议其事,认为大家都在四川传徒,空间有限,且容易被破获,遂决定分别前往各省传徒。有人又提出,必须扶乩判出字派,方好传徒。事后,众人相约前往湖南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