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陈胜王、李秀成的形象.docxVIP

陈胜、吴广、洪秀全、杨秀清、陈胜王、李秀成的形象 一、 天人感应,国家主义 农民起义军的组成非常复杂，由单一农民组成。从主要成员看,它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从基层看,是贫苦农民,他们求生存,要活命,反对剥削与压迫,因而参加起义。他们是农民起义的主体力量,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从上层领导人看,他们和基层成员不一样。农民起义一开始,他们就抱有做皇帝、做高官的政治欲望。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杨秀清都是如此。广大戍卒中途遇雨,滞留大泽乡,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到达目的地渔阳,按律当斩。陈胜是戍卒,但担任“屯长”,是个小军官。早年他曾对穷朋友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遇雨后,他与吴广合谋,策动戍卒起义。鱼腹藏书——“陈胜王”、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都显示了陈胜、吴广发动戍卒起义的政治目的。太平天国起义,李秀成也说,当年他家无田无地,“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拜上帝后,有吃有穿,无灾无难,因而参加了太平军,拜了上帝。他又说:“欲立国者”,皆洪秀全、杨秀清等“六人深知”。 在农民的血泊中,起义领导人如愿登上皇帝的宝座,实现了封建专制王朝的改朝换代。新王朝采取若干有利社会发展的措施,社会出现了新气象,农民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改朝换代也有它的历史进步性。 我们还可以跨出朝代更替,从整个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来考察农民战争胜利的历史作用。 董仲舒发挥了“天人合一”思想,认定人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天定的秩序。“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专制政制是不变的。但他又发挥了“天人感应”思想,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秉承天命做了皇帝,如果他失德,做错事,天下动荡,天又会降灾害、怪异以警告他,要他改正;警告无效,则降“殃咎”以惩罚他。“殃咎”当然包括“汤武革命”、刘邦发动的农民战争一类事件在内。农民战争反抗失德的皇帝,从而推翻旧皇帝推戴新皇帝、建立新皇朝,也就符合天意了。董仲舒又提出“三统”说,认为“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改朝换代以后,一切照旧也不是天志,必须有所革新,包括迁都、改变朝代名称,改换正朔等。这些都是在维护专制政制范围内的革新。推而广之,轻徭薄赋以恢复农业生产;宽刑礼下以安抚人心,都是允许的。这样的理念为皇帝专制政治制度的延续增加了一点活力。 人物已非,政策调整,但制度依旧,这是皇帝专制制度内的自我调节。轻徭薄赋,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宽刑礼下,士人的工作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这种皇帝专制制度的自我调节得到社会的认同。 如果造反失败了,农民战争被专制皇帝镇压下去了,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这也是“天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为传统史论的准则。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成了专制皇帝;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都成了“流寇”。 “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董仲舒不过是加以系统的发挥。 农民战争是改朝换代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内的自我调节,有利于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这也导致了中国皇帝专制政治制度的长期延续。 二、 洪秀全的西方政制思想 到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已经十分腐败、中国社会又走到改朝换代的十字路口。这可以当时人的著作为证。 一是龚自珍揭露当时是一个“衰世”,“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他呼吁清王朝自动进行改革。 二是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指出当时“真有民不聊生之势”。 三是龙启瑞的文章说:“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 但是,清王朝统治集团拒绝任何改革,听任腐败下去。它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社会要发展,首先要推翻这个障碍。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适应了推翻清腐朽王朝,打破社会发展的阻碍,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太平天国的正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在19世纪40—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发动农民起义,即使起义成功、推翻清封建王朝,也只能起改朝换代的作用。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走向失败,改朝换代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完成。它的失败与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李自成起义一样,是一次失败的农民战争。 但是与历史上失败的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吸取了西方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和社会需要是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至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哪些内容,怎么学法,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师夷长技”是一种看法。在19世纪40年代洪秀全走了另一条路子——肯定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思想。这条路子的形成,就洪秀全说,也是思考的结果,不是即兴的产物。 洪秀全读了《劝世良言》,联想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