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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中日书画交流的文化渊源 一 外国资本的活跃 “绘画在创作过程中自然与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的书画市场交易虽然起步很早, 然而由于商业发展在“崇本抑末”思想下屡受掣肘, 加之视科举为唯一正途的价值观念对于士人阶层的影响, 其发展一直受到限制。“自宋以来, 在中国书画界占据主流的文人士大夫的书画创作绝大部分是不带功利性质的。”从这一点来看, 近代化对于中国书画贸易发展的意义, 无疑是十分巨大的。自鸦片战争之后, 伴随着各地通商口岸的开放, 外国资本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以上海为例, 据统计, 到1854年, 开放仅仅十年有余的上海已有各国商铺120家, 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 在上海的外籍人士总资产已达到2500万英镑之巨, 其中的部分资金进入书画投资领域, 有这笔庞大的资金为基础, 对于书画市场的发展无疑有巨大的帮助。 在近代的书画市场, 外国资本的活力是非常充沛的。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 国外人购买中国书画作品, 往往不考虑润例标准, 给出的报酬常常远远超过国内购买者能承受的价格, 因此, 有远见的书画家绝对不会忽视与外国人的交易。 事实上, 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美术品关注的时间很早。早在18世纪, 在当时清政府唯一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广州, 就有一种“外销画”在大量出口。“艺术乃为观众而生。”书画作品的创作往往伴随着对购买者喜好的揣摩, 但当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还不深, 为迎合其口味, 这些“外销画”在题材上“大多表现的是中国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 特别是富裕家庭快乐闲适的生活景象。也有一部分是反映农耕、作坊的”, 表现内容浅显, 艺术水平不高, 当以工艺品视之。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一步步加深, 外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也渐渐深化, 到了清末民初之际, 列强开始调整对华策略。此时外国人士已不再追求对于中国文化肤浅、片面的了解, 为追求新的发展方向, 与中国文艺界联系密切的现象开始逐渐普遍, 外国资本开始涉足艺术类书画市场。在齐白石为萧松人撰写的润例中就有“尝作丈画, 捷克人以三百金购去”的记载, 醒道人周友胜在1926年的润例中也有“年近古稀, 重来沪上, 中西人士踵门索画者颇重众, 而道人精神矍铄, 走笔应之, 不稍怠”的描述, 而吴梅鹤于1925年刊登的润例中也有“西洋领事以五十金购其小中堂乙幅, 而澳中葡国学者及著名律师, 莫不以得吴君一缣为荣”之语。客观地讲, 萧松人、周友胜和吴梅鹤在民国时实在不能列入顶级画家之例, 然而外籍人士却愿意热捧他们的画作, 足见外国资本之活跃程度。连普通画家的作品都愿意花重金收购, 更不用说顶级书画家了。1933年, 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开幕, 展览期间, 法国国立近代外国美术博物馆一次性购买了方药雨《小鸟》、郑曼青《墨葵》、王一亭《达摩》、高奇峰《帆船》、齐白石《棕树》、陈树人《芭蕉》、汪亚尘《消夏》、张大千《荷花》、经亨颐《兰石》、张聿光《翠鸟》、张书旂《桃花》、徐悲鸿《古柏》十二幅作品, 并计划为这十二幅作品转辟一室用作展出。专业的美术机构也积极出资购买作品, 可见中国书画艺术在国际上已经有了销售市场。 二 采用同日本社会之作主要交流方式 在世界各国中, 对传统中国书画关注最多的非日本莫属。日本是中国东部近邻, 自古以来就与我国交往频繁, 其文化根基与中国有颇多关联, 审美情趣也极相近, 这些优势是西方各国所不具备的, 在书画领域也是如此。唐代, 日本向中国派遣大量遣唐使, 他们将中国的文化带回日本, 构建了中日两国艺术交流的桥梁。宋元时期, 中国书画作品已开始大量流入日本, 牧溪、沈铨等中国画家的艺术风格对日本书画界影响深远,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书画的发展道路。因此对于日本人而言, 中国书画作品已成为了他们文化中的一个因素, 并不是十分神秘的。“在其涉及的知识背景未被知晓时, 画作本身便是理解与深化语言的催化剂。”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而日本却在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强盛, 随着综合国力的改变, 两国的书画交流开始进入新阶段。 由于两国的经济面貌有了巨大变化, 清末民初之际中日书画交流的方式也开始转变。自唐宋起到清代早期, 中、日间的书画交流方式主要是华人传授书画技法和艺术理念, 日本人学习并在此基础上融入日本文化因素, 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而在清末民初之际, 华人主动出售中国书画作品, 日本人积极购买的方式成为了主流, 至于当时书画家与日本人交流的目的, “主要还不是从学术交流角度, 而是为谋生和鬻艺”。 对中国的艺术家而言, 最为直接的交易方法, 便是赴日鬻艺。清末民初之际最早赴日鬻艺的是卫铸生, 他于1878年入日推售自己的书法及篆刻作品, 所得在千金之巨, 其成功程度为日本文艺界所惊奇。当时, 日人石川鸿斋、大河内辉生在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