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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书画伪谱考辩》随感 杨文荣（1546-1646），贵州人，现居住在金陵（今南京）。明万历四十七年 (1619) 举人, 多次会试不中。崇祯七年 (1634) 选为江苏华亭县教谕, 后迁青田、江宁等地知县。他在南明时期的弘光元年 (1644) , 被擢升为右佥都御史, 与妻兄马士英沆瀣一气, 为世所诟病。后以率众抗击清军负重伤被执, 谕降不屈, 乃被杀。举家30余口同时遇难。康熙元年 (1662) 与义士孙临同葬于枫香岭。作为政治人物的杨文骢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但是作为画家的杨文骢, 在明代绘画史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在当时就是著名的“画中九友”之一, 与董其昌、王时敏名声相当。身后还被清代戏曲家孔尚任写进了《桃花扇》, 成了一个小花脸式的人物。很多人知道这个将李香君溅在扇面上的血, 随笔勾画成桃花的“小人”是能画上两笔的。相对于董其昌等人来说, 他的绘画艺术成就较少, 而造成他在绘画史上的成就很少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他只活到50岁, 用在书画创作上的时间太短。与董其昌、文徵明这样活到80岁以上的画家不能比。其二是在不算长的艺术生涯中, 为了应酬四方所请, 他还找画师为之代笔。这样在传世不多的杨文骢画作中, 还存在着代笔与真迹的问题。不把传世杨文骢画作中的代笔与真迹区别开来, 就无法对他的艺术水平作出准确的判断。在这方面已故的徐邦达先生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他所著的《古书画伪讹考辩》杨文骢一章中, 对他画风归类、代笔与亲笔之间的画作进行了区分, 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对国内外公私所收藏的杨文骢绘画的真伪的论断, 我认为大体是正确的。但是也不无可议之处, 如徐邦达先生认为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杨文骢《雁荡八景图》中的画是代笔, 而对题书法是亲笔。我是不敢苟同他的观点的, 我认为该册的字画皆是真笔, 而非真假参半。 贵州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杨文骢书画集》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编, 2011年8月第1版)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收录杨文骢书画最丰富的一本画集, 收录了画作40件、书法作品10件。该书的策划和编者陈繁昌老先生费了很大的心力, 从全世界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 苦心收集了这么丰富的杨文骢的作品, 以光先贤的遗德, 这是很让人钦佩的。不过, 这本书也存在着较严重的缺憾的。将一些赝品作为真迹收录其中, 就很不妥当。这和编者不是书画鉴定专家, 在作品取舍时多从旧说而没有及时的将学术界新成果吸纳进来有关。如将上海博物馆所藏《别一山川图》收进了画集。此画虽经过云楼顾氏旧藏, 但徐邦达先生对其做了细致的考辨, 确认为赝品。此外, 对国外博物馆中所藏的杨文骢画作也没有逐一考定, 很多水平不高的近代仿品也被收入其中, 如现藏于日本大阪博物馆的《林泉清集图册》。希望这些问题在该书重版时能再做改进。 杨文骢虽是贵州人, 然长期在南京生活。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金陵画家。在晚明金陵画坛上他是一支异军, 与同受董其昌指点的程正揆、龚半千等人一样, 既学“元四家”文人绘画, 也不废吸取北派山水之长。在师古人与师造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笔墨图式。与同受董其昌熏染的“四王”一系相比, 是有着显著区别的。 明代文人画家, 无一不是诗、书、画兼工的。而书法高下对画之成就有绝大之影响。故论杨文骢绘画之前应先论其书。 杨文骢早期书法受董其昌的影响很大。如1629年《雁荡八景册》对开题诗, 就是典型的董体行书, 字字独立、虚和圆净。其成熟与老道, 令人不敢相信这是刚过而立之年人的手笔。董其昌自认为他的小楷最好, 只在自家留玩的画作和古人名迹题跋中偶尔为之。杨文骢对这路董字很有心得, 在山水画题款中经常用之。平时作书时, 则很少写这种带有钟繇、颜真卿意味的小楷。他的书法在40岁前后已形成面貌。一类是行书, 结字修长, 上下绵延不断, 有种傲岸翘拔的韵味;用笔钩折分明, 与董其昌有着明显区别, 与陈洪绶行书有近似处。另外一类是大草, 笔法跳宕多变, 牵带自然生动, 与王铎等人风格接近。他题画很少用大草, 以行书居多。通观他的书法既有董其昌遗风, 又与时代风气同步。他存世最后的书迹是为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董其昌《苑西墨禅室卷》所作跋文, 字迹由动而静, 点画愈加精到, 整体气韵也愈加平和。 杨文骢在写意花卉上的成就与其山水相比, 是毫不逊色的。黄裳先生说他的兰竹开“扬州八怪”是很有见地的。自元代以来文人画家于山水画外多兼工兰竹, 明清二代山水画家中工兰竹者代不乏人, 如明代的文徵明, 清代的石涛、吴历等人。杨文骢的山水明显受沈周、董其昌影响, 而在写意兰竹上, 却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从传世画作来看, 这方面他受元代赵孟影响很大。如《枯木竹石图》明显是赵氏一派遗韵。明代学赵孟花卉能如此传神的, 是不多见的。虽然他在画的题款中说是学文同, 没有提及赵孟。明代的兰竹画与元人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