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性灵诗学与王阳明思想的再萌发.docxVIP

袁枚性灵诗学与王阳明思想的再萌发 袁枚的《随缘诗集》和《小仓山赋诗》是他诗歌思想的起源。如果对其进行分类和整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论在学术和历史思想中的许多相似之处。 其一, 他的诗学可以归结为论才、论学、论艺三个方面的整一理论。关于“才”的论述又可进一步阐发为论性灵或论性情, 是其诗学的主脑, 如其所述的“才者情之发, 才茂则情深”。 (《李红亭诗序》) 关于“学”的因素, 他赞同李重华 (玉洲) 的见解, 录其所论的“凡多读书, 为诗家最要事。所以必须胸有万卷者, 欲其助我神气也”。 (《随园诗话》补遗卷一, 二条) 然而, 袁枚又极为厌恶博学者之好卖弄, 好用典, 好以考据入诗的陋习, 因而每将“性灵”与“学问”对峙。他主张的是善于读书, 实际上讲求的是“诗人之学”而非学人之诗。袁枚对诗“艺”的论说亦不少, 比较集中的则在其《答祝芷塘太史》中。他说作诗当留意者约为六条, 其中的二条、三条、五条, 则分别涉及选题 (“山川关塞离合悲欢, 才足以发抒情性, 动人观感”) , 炼句 (“百炼之钢千炉才铸一剑”) , 选韵 (“非响者不押, 非稳者不押, 非清脆者不押, 非在眼前者不押”) , 修辞 (“情欲信, 词欲巧”、“春秋时郑国词命先草创, 后讨论, 再修饰而润色之”) 。因而可以将这一书信文字看成袁枚较为完整的“诗艺”之论。其中, 性灵为纲领大要, 有超乎文艺学的重要意义。 其二, 尤可注意者, 是袁枚在其诗论中对妇女乃至村童牧竖、奴仆婢妾等人物的才情多所称颂, 其中出语令人意外之处比比皆是。兹举数条如下: 1.诗境最宽, 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 穷老尽气, 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 偶有一二句, 虽李、杜复生, 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 (《随园诗话》卷三, 五0条) 2.余游南岳, 往谒衡山令许公。其仆人张彬者, 沅江人, 年二十许, 见余名纸, 大喜, 奔告诸幕府, 以得见随园叟为幸。既而许公召饮, 命彬呈所作诗, 有“湖边芳草合, 山外子规啼”“远岫碧云高不落, 平湖萤火住还飞”之句。果青衣中一异人也。 (《随园诗话》卷十三, 七二条) 3.村童牧竖, 一言一笑, 皆吾之师, 善取之皆成佳句。随园担粪者, 十月中, 在梅树下喜报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月映竹成‘千’个字, 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门, 有野僧送行, 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 公带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 不得随身带上船。” (《随园诗话卷二, 三条》) 至于其余论录女子诗、秀才诗及少年诗者, 更是不胜枚举, 这在同时代诗论、诗话中是非常罕见的。钱钟书先生对此评论道:“故随园此书, 无补诗心, 却添诗胆。所以江河不废, 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 遂为广大教主。”1所言不无讥诮, 但亦认可袁枚诗论“平易近人”, 深得广众之心。这种广采兼收, 不轻蔑低贱的做法, 也包容着思想史上的消息 (容后详议) 。 其三, 袁枚诗学立足的学术基础, 在于他不崇宋儒, 更轻篾所谓汉学。因此他诗论中所列的弊病如忌模仿古人, 忌俗学, 忌卖弄书本知识, 忌持律过严, 忌叠韵、次韵, 忌假道学2, 忌求名心切等等, 其中尤为所忌而反复审论的则在于忌以考据入诗。袁枚在这方面的批评也最为激烈。其言曰: 近之诗教之坏, 莫甚于以注夸高, 以填砌矜博。捃摭琐碎, 死气满纸, 一句七字, 必小注十余行, 令人舌绎口口去而不敢下, 于性情二字, 几乎丧尽天良。3 又称: 人有满腔书卷, 无处张皇, 当为考据之学, 自成一家。其次, 则骈体文, 尽可铺排, 何必借诗为卖弄?自三百篇至今日, 凡诗之传者, 都是性灵, 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 稍多典故, 然皆用才情驱使, 不专砌填也。余续司空表圣《诗品》, 第三首便曰《博习》, 言诗之必根于学。所谓不从糟粕, 安得精英是也。近见作诗者, 全仗糟粕, 琐碎零星, 如剃僧发, 如拆袜线, 句句加注, 是将诗当考据作矣。虑吾说之害之也, 故续元遗山《论诗》, 末一首云:“天涯有客号讠令痴, 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 该他知道性灵时。”4 其言最尖刻处甚至及于考据学者的人品: 考史论经, 都以故纸堆中得来, 我所见之书, 人亦能见;我所考之典, 人亦能考。虽费尽气力, 终是叠床架屋, 老生常谈。有如贾人屯货, 胥吏写供, 得人之得, 而不自得其得, 就使精凿异常, 亦使他人观览, 与我何与?况词章之学最古, 始于六经, 盛于三传, 皆殷周贤圣之才;考据之学最后, 始于郑马, 盛于邢孔, 皆汉唐龌龊之士, 甚至戴圣、欧阳歙尽赃吏矣!其拘牵附会, 穿凿亻舟张, 殊非“大乐必易, 大礼必简”之旨。不过天生笨伯, 借此藏拙清闲则可耳。有识之人, 断不为也。5 以上所列袁枚诗学中之三端, 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