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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史料新考 唐德宗元年颁布两税法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许多历史老师并不清楚这一点。原因之一是史料掌握得不充分,一般喜欢用《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里请作两税法的奏疏,而对《唐会要》卷八三租税所载实施两税法的正式诏令、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1、二月十一日起请条以及“其月大赦天下”云云的纪事不予重视,更不用说旁征其他文献了。 本文以赦文、起请条等为依据,并参考大历十四年八月杨炎请作两税法的奏疏2、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对两税法的批评(《陆宣公集》卷二二)和其他文献,力求把两税法及其前身户税、地税弄清楚。《历史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发表过王仲荦先生的论文《唐代两税法研究》,对两税法之包括户税、地税和户、地税如何发展成为两税作了大体正确的论述,因此这里只就一般历史著作以及王先生论文所没有讲到或没有解决的问题作若干考释,名之曰“杂考”,不再系统地讲说。 一、 从“量其产”、“察以资财”和“资财”等的角度来研究 户税在唐初就开始正式征收,按照户等高下确定税额。《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武德六年三月令:天下户量其貲产,定为三等。至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卷八三租税:“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自今已后,宜准度支长行旨条,每年税钱,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到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正月五日赦文仍规定要“约丁产,定等第”,二月十一日起请条也说要“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按户等来征收户税。 怎样定户等第,《册府元龟》卷四八六户籍所载天宝四载三月勅讲得比较具体,即“每至定户之时,宜委县令与村乡对定,审于众议,察以资财,不得容有爱憎,以为高下,徇其虚妄,令不均平,使每等之中,皆称允当,仍委太守详覆,如有不平,县令录奏量事贬降,其乡村对定之人便与节级科罪,覆定之后,明立簿书。”其中关键仍如武德六年令所说,在于“量其貲产”即“察以资财”。“貲产”、“资财”指什么,武德令、天宝四载勅都没有再说,王仲荦先生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科,是重要的财产,如果定户等第而不把土地当作财富统计在内,那成什么话说?”但这只是推测,没有举出证据。其实证据是有的,即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新疆吐鲁番胜金口出土的三片所谓《貲合文书》3,这里抄录第一片正反面比较完整的两段。 《文书》上没有年号,贺昌群先生说:“据其字迹观察,当是北朝末至唐初之物。”即使是北朝末或隋代的吧,唐初的定户等第也还是继承前朝的办法,仍旧可以用它来说明唐代的定户等第。它是定户等第时“量其貲产”、“察以资财”的一种底帐,在上面算出各户的资产折合若干斛即“貲合××斛”,从而确定他们的户等,登入正式的籍帐。而“貲产”、“资财”,则如《文书》所开列,尽是“常田×亩”、“卤亩×亩”、“蒲陶×亩”、“枣×亩”等各种不同质量和出产的土地顷亩数。当然,《文书》中的冯照、齐都都是农村户口,城市户口除了官僚和某些富商外不一定有土地,但在封建社会里,农村户口占绝大多数,就是官僚的资产也总是以土地为主,因此这个《文书》是有代表性的,它证实了按照户等征收的户税,实际上主要还是以拥有土地的数量质量为依据。 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建中元年实施的两税法虽然把户税和地税都包括在内,但在时人心目中还往往侧重户税。如杜牧《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说:“县之所重,其举秀贡贤也,……次乃户税而已。”《唐故处州刺史李君墓志铭并序》有:“出为池州刺史,始至,创造籍簿,……复定户税”(《樊川文集》卷一〇、八)。韦庄《秦妇吟》:“乡园本贯东畿县,岁岁耕桑临近甸,岁种良田二百,年输户税三千万。”何以到了宋代的“二税”,却完全按土地顷亩来征收,成为清一色的地税性质?现在知道户税的定户等第主要也是依据该户的土地,而两税法中的户税和地税又都在同一个时间征收(详本文第四节),发展下去,就势必合并成为完全按土地征收的“二税”。如果忽视这一点,认为宋代的“二税”和唐代的两税法只是名称相似,并无渊源,那就未免有割断历史之嫌。 二、 义仓的正式设立阶段是开中国之后 地税最初是义仓税。《册府元龟》卷五〇二常平载:“太宗贞观二年四月制:‘天下州县,并置义仓。’先是每岁水旱,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流移,或致困穷。左丞戴胄上言:‘……请自王公以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每至秋熟,准其见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所在州县,随便取给。’……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已下,垦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制可之。”这只是一种备荒措施,不算正式税收,后来政府随便动用,失去了义仓备荒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