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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思考 第130（8）条。刑法修正案（8）增加了第130（8）条。“在道路上驾驶汽车进行竞争。如果情节恶劣，或在道路上滥用汽车，则必须受到惩罚和惩罚。有前款行为,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笔者认为, 目前亟须探讨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 道路上追逐竞驶、醉酒驾驶的行为构成更重的犯罪。尤其是在行为没有致人死亡、重伤以及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 上述危险驾驶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构成更重的罪呢?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从法条的规定可以看出, 该条犯罪不以“严重后果”为要件, 而是以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为要件, 因此, 该罪属于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犯。与此相对, 新增的危险驾驶罪既不以行为致人死伤等侵害结果为要件, 也不以行为发生侵害公共安全的具体危险为构成要件要素, 所以, 在危险犯的分类上, 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由于两罪均是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 这就表明两罪保护的都是公共安全法益;而前者是保护该法益的具体危险犯, 后者是保护该法益的抽象危险犯。虽然在理论上将二者区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并非难事, 但是要想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两罪也并非易事。而且, 根据危险驾驶罪的法条, 只有追逐竞驶的行为到达“情节恶劣”才能构成该罪, 这就会让人们在分析追逐竞驶的行为时, 将注意力都集中在判断该行为是否已经“情节恶劣”到能够构成危险驾驶罪, 而很可能忽略掉“情节恶劣”的追逐竞驶的行为在一定情况下完全可以是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危险方法”。这又会为两罪的适用起到误导作用。关键的就是找出合理判断醉酒驾车、追逐竞驶的行为是否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危险方法”的基本思路。 从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表述来看, 如果说该条列举的放火、决水、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尚具有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可言, 那么, 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则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从立法论上来看, 刑法条文没有明文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 导致“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 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还存在距离;立法的先天不足也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常将危害公共安全但不构成其他具体犯罪的行为, 均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导致本罪囊括了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全部行为, 使“以其他危险方法”的表述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兜底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危险方法的认定较为泛滥的现状, 有观点指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越来越显示出口袋罪的特征。在这样的立法与司法背景下, 我国刑法学界比较倾向于对该罪进行限制解释。当前取得的基本共识就是要将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危险方法限制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等危险性相当的方法。当前, 学界的这一主张也受到了司法审判的回应, 法院在认定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时, 也会考虑用同类解释的方法, 将该罪的其他危险方法限定在与放火、决水、爆炸等具有相当危险性的行为内。 除此之外, 笔者认为, 能够为限制解释提供依据的还包括该条中规定的“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不言而喻,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前提是足以造成严重后果。刑法分则第一百一十五条明确规定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从程度层次而言, 构成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危险犯的条件是足以造成严重后果, 这里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呢?第一百一十五条对此有明确回答, 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这似乎表明应当将严重后果限定于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范围内。但是, 值得考问的是, 如果行为当时只可能单纯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害, 而不可能致人重伤、死亡的话, 是否也能够成为该条中的危险方法? 判断在道路上醉酒驾驶、追逐竞驶的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危险方法, 应该考察只有该危险驾驶行为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下, 对道路上的公共安全产生了相当于放火、决水、爆炸一般的足以导致不特定或者多数人重伤、死亡的严重结果的, 才能够被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中的危险方法。一般来说, 判断的重要资料有:行为人是否已经酒醉到几乎毫无驾驶能力的状况, 飙车的行为人是否吸食过大剂量的毒品等导致对汽车的控制能力严重下降, 道路上车辆、行人等是否众多, 车速是否异常, 车辆的状况 (尤其是刹车状态) 是否与其速度可以匹配, 是否无视交通信号灯, 危险驾驶的时间长短, 是否逆行以及道路上的车辆、行人是否必须大规模躲避等。并不是说只要具备上述判断因素之一就能够得出肯定结论, 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