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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 王子洲（以下简称“主任”）：1957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第一版发表了刘国军先生的《图书馆里的东西》一文。本文发表了当时的讨论和批评。明年是刘先生这篇文章发表50周年。刘先生的文章只有短短的5 000余字,但它对中国图书馆界学人及图书馆学发展影响至深,其经典地位是图书馆学界所公认的。我的书架上,至少有5种图书馆学论文选集都选了刘先生的这篇文章。刘先生的这篇文章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它对今天的图书馆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启示?我们坐在一起逐字逐句的细读之后,我想大家会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我作个开场白,希望同学们各抒己见。 1 各地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 朱荀:尽管刘国钧先生的《什么是图书馆学》在许多选本里都有收录,但依照主持人的建议,为了建立一些“现场感”,我们专门找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年第1期来阅读。我最初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刘国钧先生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我们讨论这篇文章,建议大家应该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去审视它,这样才能发掘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涵义。如果讨论这篇文章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脱离,那么讨论会背离客观,有失偏颇。 蔡箐:我同意朱荀的看法。我觉得1957年是个很值得重视、思考的一个历史年代。建国头7年(即1949年至1956年),国家不仅恢复了战争创伤,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图书馆事业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935年,民国时期图书馆繁荣阶段,全国也只有5 196所,到1943年,因日本侵华战争损毁仅余940所。但1949年以后,各地公共、学校、工会、农村等图书馆(室)每年都有大量新建的,截止1956年底,高校图书馆有225所,科学院系统图书馆有67所,省县市级以上的公共图书馆有375所,文化馆图书室2 332所,工会系统图书馆(室)1.7万多所,农村图书室18万多所。可以说,建国初7年的图书馆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民国40年的数量。当时可谓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甚至全国人均寿命也从36岁(1950年)提高到了57岁(1957年)。 张丽:应当说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时逢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1951年起国家发动了扫盲运动(在1956年至1958年达到了高潮);195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强调要“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1956年6月,国务院领导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1956-1967)远景发展规划草案,其中包含了“图书馆学”部分;1956年7月和12月,国家文化部、高教部分别召开了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和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明确了公共和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和基本任务。从此,全国各地各类图书馆掀起了一个发展新高潮。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及大量积压书刊有待分编加工(1955年底全国公共图书馆约有3千万册藏书,其中约1千万册未整理上架),迫切需要大批具有较高知识素养的专业人才,所以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干部培训班纷纷举办,学习培训热潮遍及各级各类图书馆。 魏成刚:大量培训班的举办、积压书刊的急待整理,对图书馆专业知识的推广、普及提出了迫切需求。但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对图书馆学这门学科的认识还很模糊,甚至有人认为图书馆学不是一门科学。(主持人插话:李敖在2005年1月28日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里讲到:傅斯年说过教育学不算是一门学问,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说过,大学里面有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还叫一个学问吗?殷海光是1969年去世的,台湾大学设图书馆学系是1961年,他说此话大约就在60年代初期。)50年代北京大学面向社会招收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时候,就有入学新生怀疑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学问,值不值得学习。另据武汉大学谢灼华先生回忆,他们1956年考入武大图书馆学系时,许多同学都有“大门(学校)进对了,小门(专业)入错了”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指出图书馆学是怎样的一门专业知识,对图书馆学的科学性给予充分的论证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宋亚娟:刘国钧先生根据这种现实需要及时撰写了《什么是图书馆学》这篇文章。在文中他分析了把图书馆学简单等同于管理图书知识的观点,批评了“图书馆学没内容,不值得学习”的错误意识,不仅明确提出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及其价值,而且还有力论证了图书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指出把科学理解为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是“早已过时的”思想。刘先生承认图书馆学还很年轻,甚至有些幼稚,但他说到,正因为如此,“急起直追,加紧研究,才是正确的道路”,特别是在图书馆学已经落后于图书馆事业需要的情况下。还有,刘先生对图书馆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阐释,也给当时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包括入门者)提供了方向指导。我认为这篇文章有“正名分”的作用,体现了刘国钧先生关怀现实的担当意识,它不能被简单视为一篇概念研究、原理阐释的文章。刘先生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