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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文学的尚实与尚实论 一、 严肃把“尚实”作为行动标准 汉末追名，尤其是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继承了先秦的学术氛围。儒家学者经常在各地游荡，与名人成朋友，提高自身声誉，获得官员资格。“有争议的孩子，有党权的大门，相互支持和竞争。”57。东汉后期又有品评人物的清议, 这种对人物的评论可左右乡闾舆论, 影响士大夫的仕途;而其弊病就是士大夫以此沽名钓誉, “饰伪以邀誉, 钓奇以惊俗”481, 所谓“激扬名声, 互相题拂, 品核公卿, 裁量执政, 女幸直之风, 于斯行矣”2185, 即有互相标榜之义。但这些风气随着汉末大动乱的到来遭到沉重打击, 各方统治者为了现实政权运行的需求, 贬斥浮华、崇尚实际, 注重任用各种具有实际才能者, 此又以曹操为著。《抱朴子·自叙》称: 汉末俗弊, 朋党分部, 许子将之徒, 以口舌取戒, 争讼论议, 门宗成仇, 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 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 欲取其首, 尔乃奔波亡走, 殆至屠灭。333 到曹操掌握政权, 其政权运行具“尚实”之风, 不专宗某家而崇尚实用理性精神, 只要为自己所用, 无论什么思想都可以采取并实行, 无论什么样的人物都可以选拔任命。曹操强调任用人才以实际情况不以虚名, 这从当时的许多政令可以看出, 其《求贤令》曰: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 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 唯才是举, 吾得而用之。41 其《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则称“夫有行之士, 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 未必能有行也”;得出“士有偏短, 庸可废乎”的结论。46《举贤毋拘品行令》称, 要任用“负污辱之名, 见笑之行, 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49《论吏士行能令》称“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 并受禄赏, 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 不赏不战之士”。32还有许多严厉扫除浮华之风、崇尚实用的政令, 如《整齐风俗令》、《禁复仇厚葬令》等。到曹操的孙子明帝曹睿又掌权, “尚实”风气尚存, 如太和四年 (230) 就曾下诏称“其浮华不务道本者, 皆罢退之”97, 对当日“咸有声名, 进趣于时”的何晏、邓、李胜、丁谧、毕轨诸人, “以其浮华, 皆抑黜之”。283 从政权的运行来说, 也是以“尚实”为行动标准, 如曹操处死孔融, 其《宣示孔融罪令状》: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 然世人之采其虚名, 少于核实, 见融浮艳, 好作变异, 眩其诳诈, 不复察其乱俗也。39 “虚名”、“浮艳”成为治罪的口实。又, 当时孔融与祢衡更相赞扬, 祢衡谓孔融曰:“仲尼不死。”孔融答曰:“颜回复生。”2278对于孔融的忘年交祢衡, 曹操也以同样的罪名实施打压, 最终祢衡被赶走。对待自己的儿子, 曹操也有同样的心态, 《世语》曰: 魏王尝出征, 世子及临ue27d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 发言有章, 左右属目, 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 吴质耳曰:“王当行, 流涕可也。”及辞, 世子泣而拜, 王及左右咸ue3e6欷, 于是皆以植辞多华, 而诚心不及也。609, 注引 由这一小小的例子, 可以看到“尚实”之风的影子, 这对当时的太子之争是有影响的。到了曹丕的儿子曹睿又时期, 曹植仍受到压制, 不能不说是因为自身的习气与时代崇尚不合, 如文学史研究者就称曹植的表文作品“在文学欣赏方面却价值极高”, 但“在政治实用上甚为拙劣”。87 二、 文质论的合理存 曹魏时期的“尚实”政风, 又曾有哲学层面的论证予以支撑, 这就是当时的“文质之辨”。《尚书大传》所说“王者一质一文, 据天地之道”57, “文质”本属于“道”的范畴, “尚实”政风由此学术论证、哲学论证而更加深入人心, 笼罩社会。 时“建安七子”中阮瑀、应瑀都有《文质论》, 阮瑀重质轻文, 应瑀重文轻质, 都是一种学术的、哲学的论证。阮瑀论“质”曰: 盖闻日月丽天, 可瞻而难附, 群物著地, 可见而易制, 夫远不可识, 文之观也, 近而得察, 质之用也, 文虚质实, 远疏近密。411 是从自然界的实用方面论证“质之用”。而应瑀论“文”曰: 盖皇穹肇载, 阴阳初分, 日月运其光, 列宿曜其文, 百谷丽于土, 芳华茂于春。是以圣人合德天地, 禀气淳灵, 仰观象于玄表, 俯察式于群形, 穷神知化, 万国是经。故否泰易趨, 道无攸一, 二政代序, 有文有质。若乃陶唐建国, 成周革命, 九官咸瑀, 济济休令。火、龙、黼、黻, 日韋革華于廊庙, 衮、冕、瑀、旒, 舄弈乎朝廷。冠德百王, 莫参其政, 是以仲尼叹焕乎之文, 从郁郁之盛也。412 也是从自然界的实用论证“文”的合理存在, 但更从政教的实用方面论证“焕乎之文”的“郁郁之盛”。 虽然两人的《文质论》都是从人才与治国方面讲“文质”的, 并非专论文学。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