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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的困境与出路 现在，中国的翻译培训分工令人担忧。翻译家谭学春也有同样的担忧。问题是,修辞学这门学科在语言学系统中到底属于核心分支还是边缘分支?如果是边缘分支,那么修辞学在语言学中被边缘化大概还能理解,但如果属于核心分支,那么为什么中国修辞学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在哪里? 有不少学者认为修辞学是一种学问或者一种艺术。既然是一种艺术,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没有什么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可言。然而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观点,因为修辞方法本身却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比如修辞方法中最典型的对偶、排比和比喻等,其句法格式具有很明确甚至很严格的操作规范,在理解这些修辞格上,不同的人之间也有基本的可重复性。既然修辞方法本身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为什么修辞的研究在方法上却没有了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所以这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如果说修辞学不属于科学,那几乎是绝大部分修辞学家不能接受的。那么,我们如何让修辞学在研究方法上与语言学中的其他学科接轨,与经典科学接轨,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 本文试图讨论以上问题。 一、 语境和句法结构的选择 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是揭示人生成语句和理解语句的过程(规则)。我们从这一终极目标出发来看修辞学在生成语句过程中的位置。 以前我们认为语句生成过程的模式大致如下: 现在重新审视这个模式,就会发现这个模型存在很大问题:在第二环节上,选择词汇仅仅是由命题语义驱动的吗?假如是由命题语义驱动的话,那说话人如何选择“母亲”和“妈妈”、“翘辫子”和“逝世”?在句法组织中,有没有其他因素的制约,比如说话人如何选择下面两种不同的句法结构:“圆圆地划了一个圈”和“画了一个圆圆的圈”?修辞和语用处理是在句法处理之后才出现的吗?这个模型令人严重怀疑。 实际上,在语言生成过程中,当说话人确定了希望要表达的命题意义之后,他必须根据说/写的语境或文本的语体适当地选择合适的词汇和句法格式。很多人都有如下的体会,当我们提笔准备书写任何一篇文字之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预先设定的文本语境或语体范畴:公文?小说?科学论文?文学欣赏?书信?便条?诗歌?抑或是演讲?求情?劝说?诉苦?谈情说爱?……这就是所谓的语体,不同的语体用不同的规则严格地控制了我们对词汇和句法结构的选择。我们几乎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的控制。它几乎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性,迫使我们不得不接受它们对我们的约束。 反过来,我们来看看计算机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如果机器试图将一个文本翻译为特定的目标语文本,它首先要处理的是对原文本的解读,在解读原文本的过程中,计算机必须调用语体判断程序和修辞格式的处理程序,在这些程序的监控(不断访问这些程序或这些程序控制下的数据库,从中得到恰当的回馈)下,计算机才能正确定义某个词的义项,才能正确解读某个句法格式的构式意义或言外之意。这些处理必须加进修辞的程序规则才能得到合适的处理,假如这里没有语体、上下文语境条件的控制,没有修辞程序的介入,要计算机从字面上理解这些句子,这是很难的事情。因此,任何一个文本在形成初始阶段就受到了修辞因素的控制,而在解读这个文本的过程中假如没有修辞因素的介入,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现在我们重新用语句的生成模型来定位修辞学的学科属性: 从以上我们假设的这个生成模型上来看,修辞学处在语义学和句法学之间,实际上它也确实跟语义学和句法学相关,修辞学的研究方法要涉及到语义学(后文详述),修辞学的表现形式要涉及到句法学,在整个生成语句的主要阶段,始终有修辞因素的参与,因此语义、修辞、句法理应成为语言学中的核心科学。无论从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角度来说还是从第二语言教学角度来说,我们在什么条件下选择什么样的修辞手段,这些修辞手段的规则是什么样的等等这一系列修辞学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修辞学研究。 二、 修辞学的学科 传统修辞学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对某种修辞手段的赏析,并且这种赏析所用的方法是——随文释义,阐发个人的内心感受(这是文学和艺术常见的方法,但不是科学研究的方法)。修辞学如果要作为一门科学,而不是作为一种艺术、知识或学问,它的研究任务就不应该是对作品的艺术鉴赏和解读(这可能是文艺学或语文学的任务),修辞学的研究是要寻求修辞手段(包括修辞格)的构成规则和使用规则,甚至再进一步——要寻求人类语言普遍的修辞手段的共性原理。 所谓普遍的修辞手段指的是人类所有语言中所具有的各种修辞手段,在所有这些修辞手段的基础上建立修辞学共性原理,形成修辞学的科学理论。我们相信人类语言中存在修辞共性,因为修辞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语言认知行为,而人类的语言认知范畴具有普遍性,受到认知规律的制约。建立人类语言修辞共性原理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人类自然语言的发生机制以及蕴藏在语言中的认知机制,同时也有助于人类不同语言之间在修辞手段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