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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依赖的隐喻》的修辞功能 一、 修辞学中的隐喻 在现代汉语的修词中，隐喻通常是一个美化的词形。修辞更经常与包括隐喻在内的辞格联系在一起, 以致辞格常成为修辞的代名词。因此, 说到修辞的功能, 人们常常想到对语言的美化点缀, 给思想增添一点好看的颜色、好听的声音, 以便思想更容易被人接受。在西方修辞学里, 隐喻也曾长期被认为是美文的手段,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LakoffJohnson (1980)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虽然在他们三十多年之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修辞学家Kenneth Burke (1945) 就从非传统的视角对包括隐喻在内的几个辞格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但仍未根本扭转视隐喻为美文手段的观念在修辞学中的地位。随着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修辞批评迈入多元范式阶段 (1) , 修辞学界对隐喻的兴趣又重新高涨起来。但此时修辞学关注的不是其美文功能, 而是另一个更重要意义上的功能, 即影响听众、诱发听众合作的功能。 作为探讨隐喻修辞批评的前奏, 本文以“诱发合作”为基本理念来梳理隐喻的非美文意义上的修辞功能。 二、 隐喻的结构和认知 关于隐喻, 古今定义不尽相同。在西方修辞学历史上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隐喻定义为:把属于其他事物的名称移植到另一事物;这个名称上的移植在类比的基础上可以是从一个属 (genus) 类到一个种 (species) 、从一个种到一个属、或从一个种到另一个种 (Poetics1457b:7-8) 。该定义表明, 隐喻涉及到两个事物, 且两者之间有某种相似性。亚里士多德认为, “隐喻给语体增加明晰度、魅力和与众不同” (转引自Foss2004:300) 。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提出了隐喻的替代论, 但其基本点仍是两个事物的相似性, 正因为两个事物相似, 所以一事物可替代另一事物。 上世纪, 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修辞学家I.A.Richards (1936) 提出了对隐喻的新见解———隐喻的互动理论, 开创了隐喻的认知学研究之先河。根据他的观点, 隐喻是由本体 (tenor) (又译“主旨”、“主题”) 和喻体 (vehicle) (又译“媒介”、“喻词”) 组成的。本体是指概念、客体或认知主体的意指, 喻体则是用来进行对比的意象。他认为隐喻是语言系统的核心, 是一种思想的互动。受Richards的影响, 后来人们开始把隐喻看作是思维领域里的现象, 尤其是自从Lakoff和Johnson两人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问世后, 人们对隐喻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Lakoff和Johnson基本观点是:隐喻远非只是修辞的辞格手段, 而是决定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关键性东西, 隐喻的本质就在于一个隐喻表达与其出现的语境之间的互动 (UngererSchmid2008:116) 。本文综合各家之长, 认为隐喻由本体和喻体组成, 两者之间的纽带是相似性, 但这种相似性是人认知的结果, 而不是客观存在于客体之间的东西;隐喻既是语言层面的东西, 也是思维层面的表现形式, 更是语用和修辞的行为。 三、 “诱发合作”的含义 “诱发合作”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精髓所在。由于当代西方修辞学是由古典修辞学发展而来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诱发合作的内涵以及它的来龙去脉, 有必要先来看古今修辞学的定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 修辞是“寻求任何特定场合下可能获得的劝说手段的功能” (Aristotle1954:24) 。可见, 修辞是以劝说他人为目的, 但修辞注重“寻求”。二十世纪美国修辞学泰斗Kenneth Burke (1950:41-43) 为现代修辞学提供了有代表性的经典定义: 修辞的基本功能是用话语在他人身上形成观点或诱发行动……修辞是根基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本功能之上, ……是用作为符号手段的语言在那些本性上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身上诱发合作。 该定义的核心词语是“诱发合作”。尽管Burke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定义存在差异, 但仔细比照“诱发合作”和“劝说”, 还是能发现它们之间的相通性。在现代意义上来说, “劝说”意味着态度的形成、加强或改变。譬如, 说我成功地劝说了某人, 意思是说在我的话语影响下, 他的态度、行为与我所希望的是接近或一致的。这和“诱发合作”的内涵相差无几。说我成功诱发某人合作, 实质上是说他的所思、所言、所行与我的接近或相同, 也即他的态度或行为与我所期望的相似或相同。(2)可见“劝说”与“诱发合作”在深层次上存在可变通性, 或者说它们是相同实质的不同表述。(3)“诱发合作”真正体现了语言的基本功能, 即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这样, 通过“诱发合作”的透视镜, 隐喻理所当然成为了“劝说、影响他人, 诱发他人合作”的修辞行为, 而不仅仅是一种美文手段。 四、 隐喻的修辞功能 1. 情感的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