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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论语心得》英译本的修辞形势解读 英语版权侵权诉讼 2006年11月一周，上午11点。邀请丹教授继续7天讲解《论语》，引起了重大反响。11月,中华书局推出了以其讲座为蓝本的《于丹论语心得》(以下简称《心得》)书籍版。据报道,上市一个月,销售量即突破100万册。之后,中华书局积极争取,成功向西方久负盛名的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PanMacmillanLtd)输出版权,同时邀请具有中国文化背景、曾经翻译过多部中文作品的英语本族学者Esther Tyldesley(中文名迪星)担任翻译。2009年5月,该书英文版Confuciusfrom theHeart由中华书局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全球同步出版发行。与普通译本不同的是,该书版权页上除了原作版权Copyright,还赫然印着翻译版权Translationcopyright,十分引人关注。据2010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心得》英译精装本2.3万册在出版半年后即告罄,销售业绩骄人。那么,就该英译本而言,其成功体现在何处?本文尝试从修辞的角度,运用美国当代修辞学家罗埃德·比彻(LloydF.Bitzer)的“修辞形势”(TheRhetoricalSituation)理论,对其进行解读分析。 一、 修辞形势的概念及其与翻译语境的关系 “修辞形势”是当代西方修辞学中最重要也最具影响的概念之一,由比彻在1968年发表于PhilosophyRhetoric的同名文章中提出并详细论述。这里的situation沿用了刘亚猛的译文“形势”,是因为该译文体现了比彻这一理论的重要内涵:“取其形势逼人的意味”。 比彻认为:“修辞是改变现实的一种方式。这种改变不是通过将能量直接应用于事物,而是通过创作话语,利用话语来干预调解受众的思想与行为,从而改变现实。修辞者改变现实的方式是创造话语,这种话语能够使受众在思想及行为上完全参与其中,成为改变现实的干预力量。就这一意义而言,修辞总是具有说服性。……修辞话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受到某个状况或形势所触动引发。” 根据比彻的观点,“修辞形势”可定义为“由一系列人物、事件、物体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组合所呈现出的一种实际存在或潜在的缺失(exigence);若能因势而动,通过相应的修辞话语对人的决定或行为加以制约,并进而使缺失产生重大改变,那么该缺失就能完全或部分消除。”“修辞形势”由三个基本成分组成,一是“缺失”(exigence),指“当前存在的一种迫切需要,一种亟待补救的缺憾、一个亟待克服的障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亟待更正的偏离常规之举”。这种缺失唯有依靠修辞话语才有望得到解决。“修辞形势”的另外两个基本成分是受众(audience)和修辞局限(rhetoricalconstraints)。修辞受众指这样一批人群:一方面,他们能够受修辞话语影响,与此同时,又能对改变现实的进程进行干预。修辞话语能够改变现实,正是通过影响作为现实干预者的人的行为与决定来完成的,因此受众在修辞中不可或缺。“修辞局限”则指一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因为它们能够制约改变缺失所需的决定和行为,而成为修辞形势的一部分。 比彻强调,只要有修辞话语产生,就一定存在着某种修辞形势。“修辞形势”要求修辞者做出“适切的反应(fittingresponse)”,通过“话语的手段”使受众在思想及行为上有效参与到相关形势之中而成为改变现实的干预力量,而不只是仅仅做出反应。正是RhetoricalSituation“这一组合所含有的一种逼得修辞者和受众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势apos;,使之与一般意义上的rhetorical`situationapos;,即作为修辞行为背景的某一`事件/人物/情况组合apos;的`修辞情景apos;”有了截然不同。 “修辞形势”理论突破了对语境的狭义理解和静态研究,增加了语言修辞行为“随势而动”、“因势利导”的必要性,对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只要是话语,就必定涉及修辞。翻译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话语模式”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以往的翻译讨论中,对语境的关注大多集中于对已经存在的文本内外背景环境进行分析,较为侧重译本在交际层面上的可接受性,受众只是被视为简单的交际对象。至于译本如何对读者产生预期效果,以便让受众参与到相关改变中来,如何根据动态的语境进行话语策略上的“随势而动”,则相对考虑较少。“修辞形势”理论给了我们有益的启发。的确,当今社会,任何一个面对大众读者的翻译文本,都是一种修辞话语,都是出于消除、改善或缓解某种缺失的动机或目的,有其希望达到的目标。需要作为修辞者的译者根据所面临的“修辞形势”,做出“适切反应”,用修辞话语影响受众的观点、立场,动员他们参与到“改变现实状况的进程中来”。从这点考虑,译者就不是简单地满足于转换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