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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先生《文编》编版序更换与文学批评的转移 一 《赔偿金编》的简介 《一文》的第一版包括罗振宇、王国维、马恒、邓雅、沈刚士和容庚的序文。罗序与自序为序者手迹,邓、沈二序由容先生誊录,王、马二序由他人代抄。初版序言装订时有缺页和排列错乱的现象。笔者所见中山大学中文系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所藏的初版《金文编》,本来“序五”的沈序超越在“序三”之前;而中山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一部初版《金文编》却缺漏沈序。或者原来只有罗序和自序,因为罗序排第一,自序排第六,但版心却无“序一”、“序六”的标号;而其他序言,则按次与版心“序二”、“序三”……的排列号相对应。由此看来,可能其他序言为后来所陆续增补的。每增一篇,便递加一个序号。第二版去罗、邓二序,同时把王、马、沈三序换成序者的手迹;第三版除去罗、邓二序外,沈序也删去。第四版重用罗序,依然不载邓、沈二序。每版序言无一相同,不免使人要探究其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说与政治、学术观点有关。探测其中的因由,从一个侧面来了解容庚先生的思想和学术活动,则是有帮助的。 容庚先生青年时就设想以甲骨、钟鼎、玺印、封泥、货币、砖瓦、石刻等古文字的载体为分类,编辑若干集古文字的字书1。最先实践的即为《金文编》,是按照吴大《说文古籀补》的体例而删去货币及陶玺文字,又继承其把不识字编入附录的做法,解释慎饬不穿凿。1922年,容庚先生北上求学,带着在家乡时所撰集的《金文编》拜谒罗振玉。前此,罗振玉同友人蒋伯斧曾分任校理、增补吴大的《说文古籀补》;后蒋氏去世,罗本人东渡日本而把工作搁置。罗氏认为古币古陶的文字形体各异,文多省变难识,用以证说文古籀不若专采古代礼器的铭文2。《金文编》的收字范围正符合罗氏的观点;且罗氏一直不忘增订吴大的《说文古籀补》一事:“意当世之士,必有为之者。而久无所遇。”2当罗氏见到《金文编》稿本时,这正好与他想做的事不谋而合,所以鼓励容庚先生出版。 金文的专门字书应算《金文编》为最早,“是一部研究两周青铜器铭文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3,《金文编》做了罗振玉想做而来不及做的工作,容先生在古文字学界遂一举成名。罗振玉还期望容先生继续拾遗补阙,“日进未有艾也。”2容庚先生确实不负罗氏的厚望,60年间重订增补三次,与时俱进,使《金文编》能保持其权威地位,这与罗氏的指引实在分不开。容庚先生把1922年在天津拜会罗振玉的那次见面,比喻为千里马之遇伯乐。4容先生晚年犹不能忘怀,常说“没有罗振玉就没有我今日容庚”5,的确是肺腑之言。出于对罗振玉的尊敬和感激之情,罗序置于《金文编》卷首为各序之冠,乃理所当然。我们明白这段历史之后,便知罗序在众序中的轻重及一经采用则在众序之前的原因。 促使《金文编》出版问世的罗振玉的序言,只见于第一、第四版,时间相隔60年。1939年第二版《金文编》罗振玉的序言不见了。容庚先生为何把他的学术领路人的序言抽走呢?这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从1931～1936年间,罗振玉参予拥溥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伪满州国的历史丑剧,罗氏出任过伪满洲国的多种职务。6对罗氏甘为汉奸,容庚先生怎能保持缄默呢?第二版《金文编》就在这个时间出版,容庚先生毅然抽去各序之冠的罗序。在当时来说,作为一个身在沦陷区的学者,不但不将伪满州大臣罗振玉的序言拿来炫耀,而是以撤去其序的方式来表达对罗振玉失节行为的非议,体现容庚先生的爱国主义立场。然而对罗氏的学术成就却不因人废言。第二版《金文编》自序涉及罗氏学术之事,不回避,编中对罗氏成说还是照引不删。1957年增订第三版时,罗振玉已成为历史人物,容庚先生考虑复载罗序,就序言一事请示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郭沫若复信表态“不必列入”。7罗氏因政治原因使其学术成就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在这种大气候下,第三版《金文编》复载罗序就没有实现。 容庚先生晚年颇有张扬罗振玉学术思想的念头,曾说他有意“倡议收集罗振玉所写的序言,出专集。然而心有余悸。”8第四版《金文编》修订时,学术界已经能够正确评价罗氏在学术上的地位和贡献,容庚先生十分赞同。容庚先生对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室陈炜湛、曾宪通合写的《论罗振玉和王国维在古文字学领域内的地位和影响》一文非常欣赏,说“这样的文章早就该写了!对罗、王的评价我想写,但没有他们赞扬得这样好,这样清楚,是好文章。现在言论自由”8。所以在第四版《金文编》上,罗序又居各序之冠,回到第一版时的地位。在处理罗序的问题上,充分表现出容庚先生把政治和学术分开的正确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邓尔雅、沈兼士的序言,各在第一、二版上出现过,今因第一、二版书难得见到,很有介绍的必要,对研究容庚先生或许有所帮助。 邓尔雅是容庚先生的舅父,广东有名的篆刻家,对容庚先生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影响很大。容庚先生曾回忆他最初辑录《金文编》的动机:从舅父学刻印章,从堂叔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