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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理论研究的两重性 关于存款保险，中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 全球已经有70多个国家/地区拥有自己的存款保险制度, 中国也应该立即建立该制度。另一种观点认为存款保险制度不适合于中国国情;在国有商业银行占垄断地位的前提下, 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等存款体系在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隐含担保”制度安排下不会出现挤兑问题, 因而不需要存款保险制度。究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已经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甚至政府决策层对此也犹豫不决。 实际上, 对存款保险的论争并不新鲜。国外有关存款保险制度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也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防止银行挤兑和金融系统危机, 进而保护金融系统稳定和存款人利益, 因此称为支持论者;另一种观点认为存款保险制度难以保护金融系统的稳定, 甚至可能会降低市场约束、弱化银行竞争力, 因此称之为怀疑论者。但这种相互对立的理论纷争并未影响这一制度在全球的发展与传播。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就是在政界和实业界的激烈论战中产生的;全球许多国家/地区的存款保险制度就是在这种理论争论中迅速发展起来的。 一、 解决挤兑的政策框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支持存款保险论者以Bryant (1980) 、Diamond和Dibvig (1983)等为代表;他们认为, 银行以吸收存贷款功能为代表的特殊性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即使在未来信息经济时代里银行也不会消失。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 即使银行业在发达国家中的融资比重逐渐下降, 这种银行业的特殊功能也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因为银行提供的吸纳存款的传统业务实际上是一项具有流动性保险功能优势的独特金融业务 (Diamond和Dibvig, 1983) ;银行在提供信贷 (Holmstrom和Tirole 1993) 的同时能够将提供信贷与提供流动性结合起来 (Diamond和莱姜2001) , 将货币、信贷和支付服务结合起来;而且这些特殊功能融合在一起使得银行的特殊性不能被任何机构所取代。因此银行不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恐龙”, 对银行业的存款实行保险就成为一国确保银行业安全稳健经营的一种必然选择。 他们研究发现, 银行业的安全性常常受到存款挤兑的威胁。一家银行如果经营不善存在流动性和清偿力问题, 或存款人对之丧失信心, 则就可能会发生挤兑现象;而信息不对称性又极容易导致挤兑的传播与单个银行失败在银行体系内蔓延。一旦某一银行出现挤兑就有可能将这种系统性风险转化成现实的银行危机;进而造成贷款投资被迫收缩或终止, 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对社会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 防止挤兑、降低因挤兑而产生的巨大社会成本的制度安排就十分必要。 而挤兑一般来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基础性挤兑, 即由于银行自身经营状况的恶化而引起的悲观预期型挤兑;另一种是纯恐慌性挤兑, 即由于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随机事件如“太阳黑子”等原因引起存款人相互预期型挤兑。即使再复杂的挤兑, 也无非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特别是第二个因素, 由于存款人的行为经常受彼此相互预期的影响, 任何一个因素的出现都有可能改变这里预期;因此, 防止这种自促成的存款人挤兑 (即纯恐慌性银行挤兑) 的一个最优政策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例如, 在一个两时期模型中, 如果时期1的提款比例t是固定值, 则存款保险制度起码能够保证那些在时期2提款的有耐心存款人不会参与挤兑;而没有挤兑又反过来使得预先确定提款比例成为可能。即使在时期1的t是随机值 (即意味着总体消费需求不确定) , 存款保险制度也能够实现充分信息下的最优风险分摊。Dibvig和斯巴特 (1984) 的一个外部性模型进一步表明, 这里只要政府能够征收某种税款 (不论是否存在扭曲) 或者通过银行事前支付的保险费来为融资提供保险, 就不会存在挤兑;甚至再不必实际出现征收扭曲税收的现象。因此, 该模型的结论是, 存款保险的可信承诺不必兑现, 存款保险政策的实施就可以避免挤兑均衡出现;存款保险根本不必实际介入就可以防范和控制挤兑现象发生。这与提供商业性存款保险形成鲜明的对照。商业性保险公司由于没有税收权力因而必须在持有足够的储备以后才能使承诺可信。这是政府在提供存款保险上所具有的先天优势。 不仅如此, 支持论者还进一步比较分析了解决挤兑问题的几种方法。将存款保险制度与最后贷款人和暂停兑现 (suspension of convertibility) 进行比较, 他们发现存款保险也具有其他两种方法所无法替代的功能。Diamond和Dibvig (1983)认为, 在技术是无风险的条件下, 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贴现窗口确实能够提供类似于存款保险的服务;但是如果技术是有风险的情况, 最后贷款人就不再象存款保险那样可信了。更有甚者, 当银行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