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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事叙述的伦理与道德伦理 作为一个复杂的故事元素，性事叙事在过去的叙事作品中表现为线性的、曲折性的和隐蔽性的。历史地看, 性爱叙述大多是遵循着与一定的社会道德价值判断相一致的叙述伦理的, 即性爱叙述是处在道德律的支配下的。性爱叙述总是在礼法伦理、道德伦理的匡范之下完成它在叙事性作品中的各种叙述任务。但是, 随着80年代以来反现代文明文化思潮的兴起, 性事叙述产生了一种向父权制文明秩序挑战的叙述范式, 这就是莫言首开的以晚辈视角来叙述前辈“性事”的叙述模式。在叙述前台将前辈 (主要是父辈) 的性事直接推出来亮相, 以传统的道德伦理和叙述伦理来看是大逆不道的, 而这种叙述范式就是以蔑视礼法, 甚至置礼法于不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行为颠覆了传统伦理, 以反叛精神反抗着现代文明, 彻底冒犯传统礼法, 强烈地冲击着道德伦理和文化意识形态。这种叙述范式寓含着作家的叙事目的、叙事意旨、道德伦理判断趋向、文化立场选择等复杂的文化心理因素。 审父式的性事叙述以子 (孙) 辈的视角来观照、审视父 (祖) 辈在性事中的人性层面, 在父与子的模式中展开性事叙述, 或是通过儿女辈的叙述视角, 或是凭借儿女辈和父辈之间的互审来完成叙述。这种叙述范式, “将父辈和子辈均作为现实经验意义上的生存个体来叙写, 父子人伦意义上的身份属性被极端化消解, 传统文化中的‘父法’或孝道传统被彻底颠覆……作家站在虚无主义者或人本主义立场上重塑父子伦理。”1传统的性事叙述, 讲求的是长幼尊卑的礼序, 大多以隐晦、含蓄或批判的态度来叙述, 但审父式性事叙述, 则是以直接、明朗的或讴歌, 或贬抑的态度来叙述, 从创作心理上分析, 呈现出了崇拜、憎恨、戏谑等不同的心理倾向。这些不同的心理倾向成为了透视作家叙述伦理中的个人精神和文化情感态度的窗口。 一 对父祖辈性事叙述的反父法尊严的批判 性事叙述的颂父模式, 首先是对父 (祖) 辈的性事基于崇拜心理进行的叙述。它实际上是将长辈都还原为自自然然的男人和女人, 将性事原始化、生命化, 性事叙述的实质是对原始生命力的讴歌和崇拜。这种崇拜、讴歌不以道德伦理判断为约束, 而是力图展示一种非道德伦理所能评价的人的强悍的本能欲望, 把“性”视做纯粹的生命形式和生命品格来观照。作家们不但让父辈的“性”走到叙述前台, “而且力图将之化为生命图腾的精神象征进行膜拜式塑写。”1其彰显的是对传统父法伦理体系压抑“性欲”的反叛精神, 同时也是作家为争取“性”这一生命力获得与其他生命内容在叙述中的同等地位的极端化心态的流露。从其本质上看, 这类叙述一方面是基于掀翻“性”在叙述中被压抑、限制和禁忌的地位的心态而爆发的一种强烈反弹力, 其极力张扬“性”这一生命本能在叙述中必须获得平等地位的诉求, 并且是借有权威的父辈为载体将“性”的生命强力拱抬上更高的地位而尽显崇拜, 这可以看做是对父权皈依、认定心理的审美化处置。这种性事叙述最典型的当数莫言的《红高粱》和刘恒的《伏羲伏羲》。《红高粱》采用了英雄崇拜般的“仰叙”视角讴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的野合, 奏响了原始生命力的辉煌乐章。生命的野蛮和欲望的粗砺勃发, 展现了原始生命力的强悍不羁。“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裂” , 带来“一阵类似幸福的强烈震颤”, 这种不可遏制和压抑的本能欲望是蔑视人伦法则的不羁心灵的释放。“我爷爷”的人生就是一曲关于强悍生命的充满激情活力的赞歌。在生命欲望迸发的时刻, 文明的因素和理性的规则都显得无力和苍白。作者完全是把“性”这一原始生命力当做生命品格加以膜拜和讴歌, 明显地透露出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工业文明和技术理性压抑原初生命状态的反抗心理和创作精神。作者展示了一个充满创世动力和阳刚之美的父性世界, 并将性力浪漫化和传奇化, 以控制不住的炫耀来描写父辈的“性”, 这是为争取人的性本能欲望的文学创作地位、反传统伦理、反现代文明而实施的文学行动。因此, 对父 (祖) 辈性事的讴歌、膜拜式塑写, 实际上是在缅怀父性神话的光辉。在父 (祖) 辈生命本能的张扬中, 流露着皈依、崇拜父权的心理情绪。 但是, 在另一方面, 颂父式的性事叙述不仅将父辈的性事光明正大地推到叙述前台亮相, 而且淋漓尽致地放大, 又在对父辈性事的膜拜本身中融会着作者对父权尊严的否定、反叛。因为在传统的父权伦理中, 对父辈性事做如此直接大胆的叙述, 是犯了大不敬之讳的, 是亵渎父权尊严的。这一蔑视父法伦理和传统叙述伦理的做法, 蕴涵着创作者反父法尊严的反叛心理。同时, 颂父式的性事叙述本身, 也以悖论的方式既彰显父性本能的强力, 又展现这种强力对父权神圣的摧毁, 这可从刘恒的《伏羲伏羲》中得到确证。 刘恒的《伏羲伏羲》也是主要写父辈的“性欲望”的。与《红高粱》不同的是, 《伏羲伏羲》不是从正面张扬父辈的性力以和传统伦理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