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彦成与19世纪前期新疆的和平与安全观.docxVIP

那彦成与19世纪前期新疆的和平与安全观 1826年，新疆和卓尔的后裔张格尔在浩汉扩张势力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南部的四个城市，并在自乾隆中期以来的60多年中引发了新疆和平。平定张格尔后,为了靖内制外,加强边政和边防建设,清政府任命直隶总督、刑部尚书那彦成为钦差大臣,前往新疆总办善后事宜。那彦成在善后中制定了一套制止浩罕扩张,维护边疆安定的措施。形成清政府在西部边疆的首次对外政策,对以后清代西疆对外有直接影响。本文拟从那彦成的善后制外措施及其结果入手,试析19世纪前期清政府在新疆对外的指导思想,并试图对那彦成的善后制外给以一定的评价。 一 清王朝对西疆的态度 19世纪以前,在清王朝西疆卡外分布着与清有朝贡关系的诸藩部,主要有哈萨克、布鲁特和浩罕三大部分。在这些藩部的拱卫下,自乾隆中期平定大、小和卓后,新疆一直保持着和平与安定的局面。19世纪初,浩罕部渐渐强盛起来,自爱里木汗执政后(1799—1809),开始向四外扩张。到20年代,浩罕已发展成一个中亚大国,其东部攻入了费尔干纳东南的布鲁特部,一直扩展到喀什噶尔边境的阿赖岭,清王朝在西部边疆遇到了浩罕扩张的挑战。 浩罕向东方的扩张和掠夺,主要是借助于流亡在浩罕境内的新疆和卓后裔。乾隆平定大、小和卓后,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逃往卡外,流亡浩罕、布哈拉一带,萨木萨克死后遗有玉素甫、张格尔、巴布顶三子。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张格尔在浩罕扩张势力的支持下,利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清王朝腐败官吏和伯克地主统治的不满,多次进入喀什噶尔叛乱闹事,烧杀抢掠。1826年(道光六年)7月,张格尔率五百多名武装人员侵入卡内,裹胁当地1万多维吾尔人,再次发动叛乱,围攻喀什噶尔和叶尔羌,继而将战火引向阿克苏、和田。张格尔以“约四城破,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城酬劳”为条件,求浩罕出兵相助。8月,浩罕头目率万余人前来助张格尔围攻喀什噶尔城。至此,浩罕与清军处于直接的军事对抗中,它与清王朝的关系已由原来的朝贡藩属,变为威胁清边疆安定的敌对扩张势力。 1827年4月,清军勘定西四城,张格尔带残部逃往卡外。平叛的迅速胜利表明:尽管浩罕已相当强盛,称霸中亚,清军仍有能力制止浩罕的侵略扩张,维护边疆领土的安全。另一方面,清在平叛中出兵数万,耗银一千多万两,这对于国力日衰,财政亏损的清王朝不能不是沉重的负担,何况卡外浩罕势力和张格尔残部对西疆的威胁并没有根除。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委任平叛前敌总指挥长龄,就地利用平叛胜利的局势,筹划西疆靖内制外善后事宜,以期消除卡内、外隐患,力求长治久安。道光谕旨:善后事宜“最关紧要,务须慎密妥筹,请旨遵行,万不可轻率,稍有宣露”。这表明事关重大的新疆善后,将由清政府最高当局直接决策。围绕着办理新疆善后,特别是如何办理善后制外,一开始就在清政府内部形成两种不同意见。 首先对新疆善后定下“基调”的是道光皇帝。还在出师西疆平叛前,道光就对如此遥远的西疆的统治管理感到力不从心,曾密下手谕:“以事平之后西四城可否仿土司分封之例,令将军、参赞筹议”。1827年7月,长龄被委以总办善后时,即秉承旨意,提出在南疆西四城仿土司制分封伯克,奏称:“愚回崇信和卓犹西藩崇信达赖喇嘛,已成不可移之锢习。即使张格尔就擒,尚有其兄弟之子在浩罕,终留后患,……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庶可以服内夷、制外患”。另一位善后大员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则更露骨地提出放弃西四城之说:“西四城各塞,环偪外夷,处处受敌,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东四城为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与其靡有用兵饷于无用之地,不若归并东四城,不须西四城兵费之半,即巩若金瓯,似无需更守西四城漏卮”。以长龄为首的这一方实际是主张清政府退出已经有效管辖的与浩罕接壤之沿边领土,仿西南边疆的土司制,在西四城分封伯克,令其自管自守,接受清王朝的羁縻,保持藩属关系,借此拱卫西疆免受外患,这是在浩罕扩张势力威胁下的退让政策。 与此相对的是以直隶总督、刑部尚书那彦成为首的强硬派。早在张格尔入寇时,那彦成即清楚地看到清与浩罕“相持之势已成”,提出“调集大兵剿办”,回击入侵之敌的方案,并指出将来办理善后时,以“无留后患为要”,表明了要制止浩罕扩张势力的强硬态度。一年以后,那彦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总办新疆善后事宜,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强硬制外思想,奏称:“历观史鉴,西北边患无代无之,称兵境上无岁无之。或守之以屯戍,或和亲岁币,悉索中土以供外夷。甚至称侄称臣,贻为千秋笑柄。”针对长龄等人的退让妥协论调,那彦成指出:“充其所见必以喀城远在万余里,其人不足治,其地不足守。现既蠢动,不值劳师糜饷,难保不为退守之意。殊不知我退则彼进,退至何处为止”?那彦成对浩罕扩张势力的强硬态度得到了朝廷内外的支持。三朝老臣、兵部尚书松筠指责浩罕“向来傲慢,又复助逆”,提出用断绝贸易的办法,“不准浩罕通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