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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主义与海明威的文学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新历史主义在美国开始流行，并迅速成为一个关注文艺批评的后现代文学派别。它主要的代表学者有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刘易斯·蒙特罗斯、乔纳森·多利摩尔等。在1982年出版的《类型》杂志第一期前言中,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称其批评为“新历史主义”,从而新历史主义思潮有了确定的名称。传统历史主义学家认为,官方的专业的历史文献才是权威可信的历史材料,而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产品,有极强的虚构性,即“文学文本”具有的宇宙性和本质(非历史)的真实性。但新历史主义学者认为文学与历史是互动的,文学文本本身也在参与着历史的发展与建构。即所谓新历史主义者强调的文本不仅仅是语言表述的载体,也参与了历史的构成——不外乎如此,文学大于历史,文学注入在了历史的生命之中。 海明威有多个短篇小说都涉及到斗牛这一事件,《世界之都》是其早期作品中以斗牛为主题的小说之一。故事选取西班牙为背景,讲述了西班牙形形色色的底层人民的生活。故事主人公在一家餐馆中做侍者,非常迷恋斗牛。为了证明他在斗牛场不会恐惧,他跟同伴进行了一次模拟的斗牛练习,却最终在这场练习中被匕首刺中而死去。主人公荒诞的死亡结局折射出作者对死亡伦理价值主体的思考。 西班牙斗牛有悠久的历史,在西班牙人看来,斗牛联结史前人类野蛮勇敢的精神特质,是人类直面死亡的悲剧艺术。海明威对西班牙的斗牛艺术情有独钟。西班牙斗牛是海明威神圣的信仰,去西班牙宗教节游历就是他到生命圣土的朝拜。公牛是联结遥远的古代、野蛮的过去和现代文明的纽带,是原始力量的体现。“观看它们追赶马背上的斗牛士,直到把他从马鞍上挑下来,然后用角把他顶死,就好似回到了史前社会。”斗牛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情”。但在本文中,海明威对此似乎有了新的理解。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人类在战争中暴露的残忍和虚伪,海明威对死亡有了重新的思考。斗牛场上的勇士不再是绝对的英雄。斗牛场如同战场一样,既生产了英雄但也生产了更多的小人物。为了死亡的艺术崇高的死去和《世界之都》中主人公卑微的死亡有无本质的不同?海明威在这篇小说中借斗牛这个话题,传递了他对战争,进而是对死亡伦理和价值的思考。所以,本文将在阐释新历史主义理论历史的文本性特征、小写的历史和现时性特征三个概念的基础上,对伦理与价值的失落这一思想主题进行分析。 1. “死亡的伦理学”和“崇拜生命”的文化 新历史主义文论开启了文学与历史的对话,并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并置,摒弃将文学文本放置于特定的历史大背景下的传统阐释维度,反对将历史事实与文学艺术作品区别对待,而将它们等量齐观,强调它们之间的互动。对于新历史主义者来说,一方面,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笔下的客观知识的集合体;另一方面,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表达历史知识的工具、媒介而已,是被动的“反映者”,它已经成为“建筑一个文化的现实感的推动者”。海明威这位天才作家善于对有限的历史材料进行文学加工,并且用自己简洁的风格将其展现出来。《世界之都》这篇小说隐含了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一代所面临的思想冲突和内心困惑。对于他们而言,旧的伦理学和道德准则受到了无情的颠覆。工业文明带来了人类欲望的无止境扩大。战争带来的灾难是人类的贪婪受到无情的嘲弄。历史的车轮将何去何从?人类如何适应工业文明的巨大时代潮流?人们如何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这些都成为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精神困惑。 作为伦理和道德永恒的主题,“死亡的伦理学”和“敬畏生命”的道德观是《世界之都》这篇小说关注的主题,正如海明威所言,西班牙甚至整个世界都是对“死亡”很感兴趣的主体。亲历过战争的海明威明白,战争能同时带来绝望和敬畏,它可以是可怕的也可以是崇高的。他目睹过无数战士为了正义崇高的牺牲,也见证了无数人受了所谓时代精神的蛊惑,狂热地奔向战场,卑微地死去,至死都未曾找到生命的价值。战争暴力导致的死亡,深深地震撼了海明威,以致在他一生的很多文学作品中,经常涉及到“死亡”这个主题。 《世界之都》中主人公帕科,对斗牛有种狂热的追求和敬畏,这反映在他对斗牛士这个行业的崇拜上。但这种热爱同西班牙人对死亡悲剧艺术的传统的理解不尽相同,主人公实际上对“死亡”是欠缺思考的,帕科的言行表明了他本身对“死亡的伦理学”和“生命的价值”是没有透彻的思考的。读者也可以从文章中找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比如,文章开篇海明威就指出帕科没有父亲,这个重要角色的缺失导致其缺少正常的伦理理性的传承,造成其性格上理性认知的缺乏。在造成他死亡的那个模拟斗牛演练中,始终没有出现一个长者对帕科进行成熟理性的指导和教育,这为他的死埋下了伏笔。可以说帕科本身对生命缺乏敬畏,对死亡更加毫无思考和防备。他是为幻想死去的,他甚至还来不及思考他这种行为的价值。到此我们不难发现海明威的良苦用心:小人物帕科正是代表着千千万万战争中被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