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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星与清朝的对外政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与外国侵略者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在江苏、浙江等地与太平军进行了战斗。同治元年十二月四日(1863年1月22日),江苏巡抚李鸿章认为“中外会防”以来,英法各国的军队官兵和外交出力甚多,“卓著战功”,他为表示感激之情,遂奏请清廷,要总理衙门照会英法两国公使,请两国政府表彰其驻上海的领事和其国水师、陆路各提督;其他出力甚多之官兵,则由李鸿章饬令上海会防局“仿照该国功牌式样,另铸金银等牌若干面,分别颁给佩带”,以奖“劳绩”。 清代督抚为奖励有军功者,往往发给一块长方形的、镌有“赏”字的银制功牌.起初得者少而荣,后来流于滥,只用纸替代。这种“功牌”当然拿不出去给外国人,所以李鸿章提出要用金银为材料,仿照外国的“功牌”(勋章)式样制造。对于这次仿铸勋章的式样、图案、大小等已不可考,但这批用于“佩带”的仿洋“功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勋章。 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4月),署直隶总督崇厚又奏请对在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的英国教官克乃、领事吉必勋、法国通事徐伯理等分别给予嘉奖,赏给勇号。清廷令总理衙门核议。总理衙门接旨后,考虑到给外国人以中国勇号,不仅于清朝体制不合,而且,外国人也不一定满意,因而总理衙门打算仿造上年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做法,转请那几位洋人的本国政府给予奖励。总理衙门先通过崇厚征求洋人的意见,而那几位讲求实惠的西方人很干脆地提出他们要“功牌”,不要虚名。 实际上,洋人们在这里只是借用了上年李鸿章的称呼,把供佩戴的勋章称为“功牌”,总理衙门已明白,中国的“功牌”与外国的“宝星”相似,但并非相同,所以改口称之为“宝星”。总理衙门经与崇厚商量,决定按着洋人的“胃口”,分别用金、银铸造一套“宝星”,用以奖赏洋人的“助剿”之“功勋”。 这套“宝星”分为三个等级:一等为一两四钱重的金制“宝星”,二等为一两二钱重的金制“宝星”;三等为一两重的银制“宝星”。“宝星”的式样,正面皆铸“御赏”二字,背面图案,一、二等“宝星”均作双龙形,三等银制“宝星”作螭虎纹。 这套“宝星”从式样上说,是将中国古老的“功牌”的内容与西方式的“宝星”(即勋章)形式巧妙结合;从图案上说,它把体现中国封建政治内容、传统文化精神的双龙、螭虎图案和赫然醒目的“御赏”二字,凝铸于西方式的“宝星”外形上;从作用上说,它使用了从西方“文明”国家引用的勋章,奖赏那些为“捍卫”中国封建主义制度而战斗的西方资产阶级“勇士”。 由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套勋章是产生于1863年李鸿章仿照西方勋章铸造的“功牌”,至少不会产生于这年四月总理衙门与崇厚共同设计铸造的“宝星”勋章。它的产生是为了适应“借师助剿”、“中外和好”局面,而不是适应外交礼仪来往的需要。 从此,这套“宝星”被清政府用作对有功于清廷的外国人的赏赉之物。至光绪七年十二月(1882年1月),总理衙门在前一时期“宝星”勋章的制造与使用的基础上,从式样、等级、颁给方法等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使之更加完善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