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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与西藏西方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研究硕果
吴昆明,“早期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史”。50万字。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责任编辑:湘民。
(一) 对西藏早期传播史研究有空白
西藏高原在西方人眼中是一片神秘的土地,足迹难至。他们直接了解我国的西藏地方,是在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欧殖民主义势力向东方扩张而开始的。当时,作为殖民主义势力先导的传教士从印度北部进入西藏地方进行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把西藏地方的大量情况介绍给西方。这段早期西方与我国西藏地方关系的历史,是藏学研究和藏学发展史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国外,研究这一课题的人为数不多,只有少数一些学者在某些方面作了研究和资料编纂工作。如意大利的G·M·托斯卡诺所撰《西藏最早的天主教传教会》(意大利文,香港)、著名藏学家L·伯戴克编纂的《赴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1952—1956年,罗马)、A·劳纳的《西藏传教史》(1903年,里尔一巴黎)、J·麦克雷格的《西藏探险》(1970年,纽约)等。其中有些著作有意无意地站在教会的立场上,为赴西藏的传教士歌功颂德,或错误地将西藏视为独立国。有的著作则史料舛误之处不少,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而在国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处空白。究其原因,一是有关早期西方与西藏关系的史料,绝大多数是葡萄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的文献资料,国内很难找到,且懂得这些语言的藏学研究者也不多,研究起来难度大,费力多而收获少,故学者们多望而止步;二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将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与近代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全盘加以否定,故除了国内出版的几部英俄侵略西藏史的著作偶尔提到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外,尚没有人专门研究这一课题。
令人高兴的是,伍昆明所著《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以下简称《活动史》)填补了我国藏学研究领域的这一空白。这部著作难度大,分量重,是作者经过近七年的艰苦努力,焚膏继晷、兀兀经年而完成的。
全书共分八章,前三章总结了从公元前5世纪至17世纪初西方对西藏认识的发展过程,对于西方对西藏的认识,作者作了截止目前最为详细、系统的论述。从第四章始,是全书的重点部分,约占全书的五分之四,主要内容是以安夺德(A.d.Andrade)神父为首的耶稣会士在西藏古格地区的传教活动(1624—1641年,第四章);以卡塞拉(P.E.Cacella)、卡布拉尔(P.J.Cabral)神父为主的耶稣会士在西藏日喀则的传教活动(1628—1632年,第五章);耶稣会士白乃心(J.Grueber)、吴尔铎(A.d’orville)探索从北京经西藏通往欧洲道路的旅行(1661—1662年,第六章);卡普清修会传教士在西藏拉萨等地的传教活动(1704—1741年,第七章);耶稣会士德西德里(I.Desideri)在西藏拉萨的活动(1715—1721年,第八章)。书后附录有《本书征引和参考的主要文献与书刊》、《传信部从1704年至1807年派遣的三十批102人次赴西藏传教会的卡普清传教士简况表》、《本书大事年表》、《重要人名、地名的汉文与外文或藏文对照表》;书前有图片八幅、地图二帧等。全书内容丰富、史料扎实、论点鲜明,不仅对研究早期西方与我国西藏地方关系的历史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我国西藏的觊觎和扩张,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矛盾、冲突,藏族人民的反洋教斗争,18世纪上半叶西藏的政治形势以及中西交通(丝绸之路)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均有所裨益。因此,该书还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和一定现实意义的佳作。
(二) 《活动史》。进行研究的基础是其内容的深入
一部历史著作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有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应用。《活动史》在这方面颇具特色。如前所述,有关早期西方与我国西藏关系的文献资料最主要的是传教士们用葡萄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外文写成的报告、书信和日记,汉、藏文的文献资料甚少,而大量第一手的外文文献以及一部分在国外的藏文文献,过去国内图书馆基本上没有。对《活动史》的作者来说,首先必须收集到这批文献资料,才有可能进行研究工作。1988年作者利用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尽量收集和复印了大批各种文字的文献资料。在这之后,作者又对各种外文文献进行认真的爬梳、核证和研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例如,仅为撰写第七章,作者就阅读了数十万字的用意大利文书写的传教士的信件和报告。为撰写此书作者所付出的艰苦劳动于此可见一斑。除了意大利文文献之外,对一些不熟悉的葡萄牙文、藏文文献,作者又向有关的专家请教,并请他们帮助翻译。这些努力使《活动史》的论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在引证和应用文献资料方面,《活动史》也很有特色。如作者能应用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对一些资料进行辨误,此点在本书前三章中表现尤为突出。又如,对一些极为珍贵、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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