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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研究在外国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威廉克莱恩的观典著作（1879.1900）于1985年正式出版。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确立了无与伦比的地位。该书以作者的想象为基础,以美国南北战争(1861年~1865年)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名为亨利·费莱明的年轻人毅然参军,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并带来心理上的种种变化的故事。近三十年来,《红色英勇勋章》先后被不同译者、不同出版公司翻译成不同的版本——主要有全译本、双语简写本和英文注释本。本文在悉心阅读译本的基础上,探索其语言运用、翻译技巧和主题阐释方面的异同(由于译本版本较多,在此不赘述,详见参考文献)。 一、 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在由英文到中文的翻译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在思维模式和表达模式上存在差异,就需要一定的转化。怎样使这种转化能更全面地阐述原著,更真实地再现原著,并更好地为国人所接受,成了全译本在翻译过程中突出的问题。在语言运用上,全译本具有三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其一,口语化特征十分明显。部分译本中大量出现了普通话儿化和诸多语气叹词等口语化表达方式。如,“浑身是劲儿”、“大伙儿”、“自个儿”、“害怕得发抖呢”、“有时候还痛骂哩”、“没准儿还会向他投以飞弹咧”、“懒得去想”、“可兄弟们个个都有种”、“青年好生纳闷”、“跑的太快而上气不接下气”、“不晓得”、“活宝”、“砸的稀巴烂”等等。这些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跳出了常规的文学翻译的范式,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像听长者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亲切朴实,形象生动。其二,古语化特征比较突出,集中表现在四字成语、四字俗语或古语的应用上。如,“声嘶力竭”、“呆若木鸡”、“不辞辛苦”、“啼笑皆非”、“毛骨悚然”、“骁勇善战”、“黔驴技穷”、“屈尊俯就”、“深感切肤之痛”、“须臾间”、“含怒于无言之中”、“惶惶然不知所措”等,与口语化的表达方式相对,充满着诗意,符合中国人的行文习惯和文化传统,满足国人的审美观。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全然摒弃了原著简练、画面式的语言风格,必然会造成翻译不忠实于原著的弊端。其三,叠词的广泛运用。如,“涓涓细流”、“叽叽喳喳”、“形形色色”、“叮叮当当”、“扑哧扑哧”、“湿漉漉”、“乒乒乓乓”、“啰啰嗦嗦”等。这也很好地适应了中文读者的阅读背景和语言习惯。 为了使西方原著更多地走进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的课外阅读生活,让语言习得和文化习得水乳相容,相得益彰,诸多翻译公司都对原著进行了改编简写。不管是双语的简写版本,还是英文的注释版本(或简写版本)都会涉及到同样的问题——故事情节的改编、删减。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各类简写译本都保留了原著大致的故事情节,并对部分情节做了删减或整编。如,相对于原著的24个章节来说,对大量战争场面的细致刻画,对主人公深入细腻的心理描写,以及对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的体验等,所有双语简写版本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简化处理。 二、 “信”与“真”的区别 在语言的解释运用上,人物的对话部分有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相对现象。一部分译本将原著中的英语方言转化成没有语法拼写错误的标准英语。这种转化作为一种文学翻译的常态不仅仅存在于《红色英勇勋章》的翻译之中,而是普遍存在于各种类型各种系列的原著译本之中。不可否认,这种转化对于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中国读者来说,在增强阅读的流畅程度、扫清阅读过程中的阻碍等方面是大有裨益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文化在语言字句中的细微体现也随着这一转变而一点点地流失。《红色英勇勋章》里参军的小伙子,像故事中的亨利·费莱明、吉姆·康克林、威尔逊等,都来自农村,且不说他们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会不会说标准英语,但他们的口语中必然会有方言的痕迹。这些方言亦能反映地方文化特色。如果翻译时人为地抹去这些痕迹,是不是有悖于翻译的“信”?这的确是值得每一个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深思的问题。与此相对,在小部分的译本中出现了将原著中标准英语转化为纽约州方言的现象。其偏颇之处,无需赘言。 英文注释版本是《红色英勇勋章》译本的另一方式。所有的英文译本都对原著或者是在改写过程中部分比较晦涩难懂的字词句做了解释说明,这种解释说明对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帮助不容小觑。不管是双语的简写版本还是英文的注释版本,不同的译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尽力地展现或者再现原著的主题和风格,图文并茂,有些译本还配有有声读物光盘。从这些方面来看,《红色英勇勋章》在中国的书籍市场上,在广大中学生的书架上是有一席之地的。但与之相对,部分译本的翻译有照搬或抄袭之嫌。 在标题的处理上,各译本亦有不同。大部分译本都翻译成《红色英勇勋章》或者《红色的英勇勋章》,大部分用汉语写的美国文学史教材和美国文学研究著作里,也多使用这个书名。而也有翻译为《红色英勇标志》的,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士聪、谷启楠译本。译者还对这种标题的翻译给出了字面上、文本上和背景上的合理解释和考证。这种差异的存在,在外国文学研究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