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隐与矛盾从陶渊明的后期诗作观其仕隐二难矛盾.docxVIP

仕隐与矛盾从陶渊明的后期诗作观其仕隐二难矛盾 一、 性能上的矛盾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学者家庭。他的祖先陶侃从鼓手那里继承了这一头衔。他是东晋的元勋。祖父是个慢性病患者，父亲去世了。母亲是东晋著名学者孟加的女儿。拥有着“悠悠我祖、爰自陶唐”背景的陶渊明自然对家庭的没落有着“历世重光”、“厥族以昌”的理想, 《命子》中他歴述陶氏先祖的昔日荣光, 对儿子的期许中也暗含了对自己能够继承祖辈的名士风范的政治抱负和志向。 暮年的诗人内心再次产生了纠结, 人近暮年, 为何诗人反而还要咏怀呢?晚年的诗作远没有早期田园诗所体现的那般自然和谐, 题材也转而为咏史、咏怀。诗人暮年将至, 归隐生涯固然十分符合自己“性本爱丘山”的天性, 但夙志却从未真正得以实现, 理想不能为继所带来的幻灭感令诗人心中政治抱负长久未得施展, 这与诗人追求个体人格的自由舒展形成了矛盾, 儿子早亡更加强了矛盾的凸显。诗人的矛盾心理恐怕就发端于此。 二、 求真的、求秘密的精神状态 安贫。在古代汉语词汇系统中, “穷”、“通”相对, “贫”、“富”相反。安贫是守节的保证。《咏贫士》作于宋元嘉二年 (一说作于晋) , 诗人时年74岁。诗人与古代的“知音”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这样清尚廉洁、安贫乐道的志同道合之士进行神交。在《咏二疏》、《咏三良》中, 与“二疏”、“三良”共守精神家园。“朝与仁义生, 夕死复何求”的决心有了知音的支持显得更加坚定不移。陶渊明在晚年更是努力向古代知音看齐, 他在《咏贫士》中充满了对先贤的敬仰钦慕之情, “何以慰我怀, 赖古多此贤”, 以此歌咏历代贫士操行妙理, 而末句“谁云固穷难, 邈哉此前修”, 更是强烈表达了希望远鉴前修, 将固穷守节以绍高风的志向。这种追求不是一种无奈的现实逃避, 而是诗人寻求真意的主动选择, 在热血沸腾过之后, 去选择超然物外, 陶渊明一生追求任真的个性, 求真和鄙俗相应, 这也是陶诗的后期作品的内核。 主题之二:鄙俗。 鄙俗与求真相统一, 也是陶渊明追求自然状态的表现之一。《读山海经》中诗人纵情歌咏精卫、刑天、夸父, 自由企羡长生不老的美好事物。在此类题材中, 诗人不断地重新审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在诗人构建的理想境界中, 他自我的内心更积极的超越, 物我两忘, 不知身在古代还是当世, 都追求内心的本真。《咏荆轲》的凄凉环境、悲壮气魄。诗人自己似乎就是“素骥鸣广陌, 慷慨送我行” (《咏荆轲》) 的果敢英雄, 似完全未意识到自己的壮年已逝。陶渊明是一位诗人, 更是有着深刻哲学思考的哲人, 对生死当然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年轻时就能透彻而出离地认识到人与丘山结合的那种洒脱快乐的“自然”状态。 对人生短暂的苦闷却并非对生命行将结束的恐惧, 而是年少时随了本真性情的追求, 身处暮年, 理想的幻灭却越发沉重地撞击着诗人的心。《拟挽歌诗》三首作于诗人逝世前两个月, 首首描绘的是诗人想象中自己死后的悲凉之境:“昨暮同为人, 今旦在鬼录”, 新死入殓, 顿觉阴阳殊途;“亲旧哭我旁”祭奠;“一朝出门去, 归来良未央”的出殡;“亲戚或余悲, 他人亦已歌”。 三、 咏怀诗新的平衡观念 诗人少年时期“游好在六经”, 也曾有过沸腾的热血和大济苍生的抱负:“少时壮且厉, 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 张掖至幽州” (《拟古》九首其八) ;对自己的早年宏大志向未达成的一丝遗憾体现如:“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 骞翩思远翥” (《杂诗》十二首其五) 。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 其结局也只能是“有志不获骋” (同上其二) 。人至暮年, “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 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 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 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 (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前言》) 。一方面是个体人格得以满足和舒展, 另一方面现实令政治理想不可得, 又冲击着诗人的灵魂。与发生了矛盾, 这一矛盾贯穿陶渊明的一生, 这不仅表现在他出仕与归隐的反复, 也表现在他归隐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 理想在现实世界中的幻灭与自由人格的巨大分裂作用, 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如何超越苦难世界和越过生死大关这个问题, 正由于并不能在物质世界中现实地实现, 于是最终就落在某种精神——人格理想的追求上了”。咏怀诗题材的启用是诗人新的平衡, 是灵魂走向升华过程中纠结、斗争的体现。哪怕不能像《归园田居》那种在生活中真实的实现, 却有着玄远之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者矛盾的并存, 在他的诗作中都一一得以调和。陶渊明在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中发展, 那么物质世界的穷通与否丝毫不重要了。更何况, 在那种黑暗政治下, 唯有安贫方能守节, 唯有守节才能真正顺应自己的价值追求。只有有了后期咏怀诗, 才是将前期出离世间的悟、融于自然的旷达和叹惋生命的率真画出了一个完满的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