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毯的初步研究.docxVIP

新疆毯的初步研究 2008年8月至9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本文主要介绍的是哈萨克斯坦毯）团队进行了实地调查，收集并分类了新疆毯的图像和文字材料。项目组走访乌鲁木齐市、和田市、洛浦县、伊宁市等地, 发现新疆毯是维吾尔族家庭必需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 每家每户都有色彩斑斓的挂毯和地毯。新疆毯图案典雅、结构缜密、质地柔软, 融合了新疆各民族在印染、编织、绘画、雕刻、刺绣等方面的技艺。 知识产权文化的体现 新疆毯拥有着悠久的历史。新疆毯项目小组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的章文光副教授对记者说, 他们在调研中了解到, 根据考古发现、古文献记载和民间口头传说, 新疆毯萌芽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哈密县鱼儿沟出土的距今约3000年的原始社会的墓葬中, 发现了用织机完成的花色细密的纺织物, 可见当时的新疆毯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游牧部落逐步从原始部落中分离出来, 畜牧业的发展为毛毯制作提供了充足的羊毛原料。 先秦时期, 新疆毯织工精细并且已经成规模生产。西汉时期, 随着商业、交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丝绸之路的形成, 西域和中原地区的商贸往来频繁, 此时新疆毯成为王室宫殿普遍使用的生活用品和装饰品。据《汉书》记载, 汉武帝时期 (公元前140—前88年) , 长安公苑里狗马等动物都披有文饰的毯子。那时代的公侯官爵按其品级, 冬天都要配置毯垫以显示其尊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榻布皮革千石, 狐裘千皮, 羔羊裘千石, 旃席千具……此亦千乘之家。”到了东汉时期, 新疆毯的生产、贸易十分兴旺。此时期的新疆毯制作方法也是别具一格。在新疆民丰县北部的雅尼遗址中, 出土了东汉时期的两件毛毯, 经线和纬线由棕色原色毛加捻, 两股合并而成, 边框较多, 构图分层次, 以白、绯、红、黄等色排列, 色泽艳丽, 图案规整, 颇具新疆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东汉永元年间, 班超出使西域, 他的哥哥班固曾写信让班超以丝绸三百匹来换取西域地毯。那时的官员之间常把毛毯作为馈赠之物, 商人亦把它作为重要的买卖对象。进入三国时期, 由于战争频繁, 交通受阻, 这时的新疆毯在中原价格上涨, 日渐名贵, 统治阶级视之为奢侈品, 甚至为获之而搏斗互相厮杀, 这类记载屡见于文献当中。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的鼎盛时期, 著名的丝绸之路使跨国贸易更加昌盛, 新疆毯的生产获得大发展, 同时封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中原文化和新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 深受新疆各少数民族喜爱的毛毯作为实用工艺品传入中原地区, 并因其采用中原人民喜爱的传统图案而备受青睐。中原人民也因地制宜, 以蚕丝为原料, 学习新疆的织毯技术, 织成了丝毯。白居易在诗篇《红线毯》中描写到, “红线毯, 择茧缫丝清水煮, 拣丝拣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 织作披香殿上毯……太原毯毳缕硬, 署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 年年十月来宣州。太守加样织, 自谓为臣能竭力, 百夫同担进宫中, 线原丝多卷不得。宣城太守知不知, 一丈毯, 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 少夺人衣做地衣!”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新疆毯在汉族地区的流行。另据史书记载, 当时的皇帝及官僚阶层, 在其居住之处都要有“施席”和“织成壁衣红氍毹”。新疆毯的兴盛使得新疆的于田、轮台、焉耆、疏勒、楼兰、龟兹等地的经济得到了发展。而且, 封建统治者日益重视织毯业, 设立“毯坊使”、“毡坊使”, 对织毯业进行管理。 元朝时期, 受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蒙古族统治阶层有铺挂毛毯的习俗, 毛毯需求量随之大增。据《元史》记载, 朝廷在工部设诸司局人匠总管府, 后改为“领五局一库”, 专管毛毯业, 下属有六局, 即收支库、大都毡局、大都染局等, 其中各库司都有专职官员。此时织毯规模之宏、面积之大, 皆领当时之先。 明清时期, 统治者也很重视毛毯业的发展。明孝宗弘治十年 (1498年) , 皇帝下令改造龙毯、素毯100多张, 工部尚书以原料来源极其不易建议暂停, 但皇帝依然坚持, 其喜好程度可见一斑。清朝雍正元年 (1723年) , 在由工部所辖、制造库内的帘子、门神二库中专门设毯匠2名, 以后又增至9名。在北京彰义门报国寺里专设讲习所, 以便培训地毯编织的专门工匠, 还邀请甘肃的工匠在此传艺, 这里成为北京、天津地毯的策源地。清政府农工商部还下令各地设立工艺局, 并开设织毯工厂。此后, 内地所生产的织毯成为当时对外贸易中的一项重要商品。 而随着新疆商业的发展, 和田、喀什、莎车等新疆毯主产地, 成为重要的交易中心, 之后且末、吐鲁番、乌鲁木齐也相继建立了新疆毯交易所。到了清朝晚期, 莎车、和田、洛浦等地已形成“户户有织机, 几代同织毯”的盛况。其中仅和田就有织户1000多家, 逐步形成了和田、喀什、莎车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