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颂》是宋诗吗.docxVIP

《商颂》是宋诗吗 关于汉代“商业荣”时代的讨论由来已久。以《毛诗》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认为《商颂》是商代的作品,以齐、鲁、韩三家诗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认为《商颂》是宋国大夫正考父的作品。自汉末至唐,《毛诗》学派的意见曾占主导地位。但自宋之后,特别是在清代,三家诗学派的意见又重新占了上风。因此近现代《诗经》研究者多信从后说,或有所发展,即认为《商颂》虽非正考父所作,但仍属宋诗。王国维即持此说。现在流行的几部《中国文学史》,或从三家诗说,或从王国维说。总之,一致认为《商颂》是宋诗。笔者认为《商颂》是商代的作品,正考父作《商颂》说不可信,王国维“《商颂》盖宗周中叶宋人所作”说也不足据。 一 《商实》书作“考合”,有“更早”之误 首先提出正考父作《商颂》的是司马迁,其《史记·宋微子世家》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司马迁师事《鲁诗》学派孔安国,盖本《鲁诗》说。《后汉书·曹褒传》:“昔奚斯颂鲁,考甫(父)咏殷。夫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注引《韩诗·薛君章句》:“正考父,孔子先也,作《商颂》十二篇。”郑玄早年曾学《齐诗》,他注《礼记·乐记》说:“《商》,宋诗也。”可见三家诗都确认《商颂》为宋诗。此外,主张此说的尚有扬雄、罗泌等。扬雄《法言·学行篇》有:“正考甫尝晞尹吉甫矣。”罗泌《路史后纪》注:“《商颂》,宋颂也。宋襄公之诗耳。”此说似有依据,但实不可信,理由有三: (一)《国语·鲁语下》载,鲁大夫闵马父曾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对“校”字,王国维曾考证云:“考汉前初无校书之说,即令校字作校理解,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后取周太师之本以校之。……余疑《鲁语》校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二篇于周太师。”(见《王国维遗书·说商颂上》)按《国语·齐语》载:“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者”,此校字当作“考合”或“审核”解,可证王国维把“校”解作“献”,并不符合《国语》“校”字的原义,《商颂》也就不可能是正考父所作了。再从“名颂”这个词来看,《国语·鲁语》韦昭注:“名颂,颂之美者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名颂就是颂诗中的名作。而所谓名作,当然是指作品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史■的评价。由此也可以断定《商颂》不可能是正考父的作品。又,《毛诗》载《商颂·那》的《小序》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宋戴公时,正是西周、东周的交替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礼乐失修。《商颂》诗辞的错乱,音律的失谐是完全可能的。随着东周王朝的确立,正考父带着《商颂》十二篇,与周太师所掌握的乐谱、诗辞进行审定考合,自是情理中事。考合而有所得,故谓“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也许有人怀疑周太师是否有《商颂》的底本。据《国语·鲁语》韦昭注,周太师是“乐官之长”,“掌教诗乐”的,《诗经》中的《商颂》理应属于他掌教的范围。又根据周原甲骨中记载,周文王曾祭祀商王先祖成汤,又曾祭祀商代先祖太甲,希望太甲保佑“周方伯”丰年富足。祭祀殷代的先祖,当然要用《商颂》。而周太师又是保存和掌教诗乐的,正考父带着《商颂》中十二篇名作去请教周太师,有所得而归。《商颂》更不可能是正考父所作了。 (二)正考父早于宋襄公将近百年,不可能为宋襄公作《商颂》。《左传·昭公七年》,鲁国的孟僖子云:“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恭)。”服虔注:“正考父,弗父何曾孙。”又王符《潜夫论·志氏姓》载:“闵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王肃《家语·本姓解》同。再与《史记·宋微子世家》历代宋国君王的记载相对照,可大体推测出正考父的年龄及与襄公的时间差距: 如正考父是从二十岁起辅佐戴公的话,到宣公死时,他已经是九十岁的高龄了。而宋襄公与楚王争盟主事在公元前六三八年。那么,他必须活到一百八十岁,才可能为宋襄公作《商颂》。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可笑的是清代学者皮锡瑞为了维护三家诗说,硬是把正考父假设活了“百三四十岁”。退一步说,就算是一百四十岁吧,公元前六三八年上推一四〇年,为公元前七七八年。正考父是戴公的父辈,但戴公即位二十年,他才出世;戴公死时,这位辅佐大臣才十二三岁。如果这也算是学术争论的话,殆将贻笑于方家矣。 (三)根据古籍引用《商颂》的时间来看,《商颂》也不可能是宋襄公时代的作品。《国语·晋语》载:“公子(重耳)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公孙固言于襄公曰:‘《商颂》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降,有礼之谓也,君其图之。’襄公从之,赠以马二十乘。”大司马公孙固引用《商颂·长发》的诗句,是作为古训来启发宋襄公应该对晋公子重耳以礼相待的,可见《商颂》不是颂美襄公之作。又《左传·隐公三年》载:“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