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秦风、兼缩影》献疑.docxVIP

《诗经、秦风、兼缩影》献疑 什么是诗意、秦朝风和秋季。以《毛诗序》为代表的“刺襄公”说一线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今人则大多主情诗说,但往往在“男词”,“女词”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认为刺诗情诗说都未能很好地把握《蒹葭》要旨,现作如下考辨。 一 关于《东南角》所作“刺诗”的历史记载 《诗小序》解题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同属严格汉学体系的《毛传》、《郑笺》、《孔疏》说与《小序》无异。诗今文三家说不可考。“刺诗”说发展到清代,便有学者想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来证实它的可信。这也正是们否定“刺诗”说的一个突破口。 崔述《读风偶识·秦风》论《兼葭》云: ……迨平王东徙,地没于戎。秦虽得而有之,而听信者寺人,所经营者甲兵征战,而不复以崇礼乐、敦教化为务,人材风俗于是大变。然以地为周之旧也,故犹有守道之君子,能服习先生之教者,见其政变于上,俗移于下,是以深自韬晦,入山惟恐不深。诗人虽知其贤而亦知不适于当世之用,是以反复叹美而不胜其惋惜之情…… 崔述是力为《小序》辩护的。他认为《蒹葭》是周朝守道之君子不满襄公的甲兵征战而隐居深山不肯出仕、诗人赞美叹惋之作。在考证分析历史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貌似有理有据,其实如何呢?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襄公七年春,周幽王被杀,时公元前七七一年。襄公共在位十二年,由此可推知襄公在位时间是前七七七年—一前七六六年。当西周末和春秋初期。我们知道周平王东迁是在公元前七七〇年。请注意;崔述之论实际上已把《蒹葭》创作时间定在平王东迁之后,史无确证。而这又偏偏是崔述立论的依据。作为“科学的古史家”的崔述在此却不很谨慎。如果创作时间不能确定在平王东迁之后,则“刺诗”说不能成立。因为东迁之前的襄公是无论如何也不该被人讥刺的,当时,他还只是周天子的一个忠实的附庸。再假如《蒹葭》的创作时间可以确定在东迂之后,“刺诗”说也同样不能成立。 王夫之《诗广传》《秦风五论》之二云: ……呜呼!秦人收周土,用周民,面关以临东国,屏周而拥之以令天下…天下怨秦之不仁,恶秦之不义,贱秦之无礼…《蒹葭》之诗,刺之早矣! 这里所谓“秦人收周土,用周民”是指秦襄公被封一事。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襄公七年,“周避犬戎难,东徒洛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襄公兵送平王避犬戎难的举动是符合孔子的君臣原则的,当然也无可指责。 襄公不仅对周王朝忠心耿耿,且不废周礼。“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秦本纪》)秦之先人子受周孝王之命,在汧渭之间养马,“马大蕃息”,因此被封于秦,为周之附庸,当然得行周礼。《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观乐一事,“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秦之所以强大,是“周之旧”的缘故,这里的:“周之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周之旧地旧人,而应该是周乐周礼。可见,最起码在襄公时代,秦还没有废周礼。至于以后的几代秦王废周礼嗜攻战,则与襄公无关。如此“怨秦之不仁”云云就不该归咎于襄公。如此“刺诗”说也就无法成立。 其实,我们就《诗序》、《孔疏》以及《蒹葭》本身也不难发现疑点。一是《小序》的相互矛盾。《秦风·驷铁》及《小戎》,《小序》都题曰:“美襄公也”。襄公“备其甲兵以讨西戎”是他所从事的正义事业。同是讨伐西戎,亦美亦刺,可见其矛盾。二是《孔疏》自相矛盾。孔颖达“疏不破注”亦持“刺襄公”说。但他在另一处论述《秦本纪》时,又说襄公是“动德之君”。可见其矛盾。三是《蒹葭》本身无论怎么读,也很难体会到刺意。这三点权作上述考证的一点补充。 二、 “在水一方”之“时代” 闻一多先生《风诗类钞》一反“刺诗”成说,把《蒹葭》归入婚姻类,属男词。白此,“情诗”说便很快传播开来,分析鉴赏文章纷纷付梓,在当今学术界似乎已成定论。但细读这些赏析文章,大有如坠五里云雾之感。似乎说来说去,总不能令人信服。 余冠英、高亨先生对《蒹葭》“情诗”说的合理性早就有过怀疑,他们都不过说:“似是情诗”。(《诗经选》、《诗经今注》)为什么他们不下一断语呢?众所训知,《诗经》中有着大量的爱情诗。这些爱情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胆,泼辣,热烈,明朗。《诗经》中凡爱情诗,都全无晦涩难懂之嫌,有些爱情诗甚至显得过于直露。这与我们初民的生活习尚有关。如“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召南·野有死麕》)“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郑风、褰裳》)……勿用多举,由此我们应该不难发现古代恋歌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即感情的热烈和意义的明朗。而《兼葭》不仅意境朦胧,而且意思也非常含蓄,甚至可以说是晦涩,就诗歌的外在特点我们就可以着出《蒹葭》与古代情歌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 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