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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的传统道德 《左传》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编年史的著名作品。全称为《春秋左氏传》。它记载了我国春秋时期二百多年间的历史,举凡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学术文化、自然科学、巨细悉备。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主要史籍。本文拟从《左传》记载的传统道德这一侧面,加以梳理、分析、研究,以期继承和弘扬这份传统道德,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左传》所载传统道德,大致可以概括为治国、修身两个方面。 (一)以“德”、“礼”为核心的治国之道。 《左传》一书,十分重视治国之道,强调“礼”和“德”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它说;“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襄公二十四年)。“礼,国之干也”(僖公十一年)。可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只有做到“德、礼不易”,才能“无人不怀”。(僖公七年)。它把“德”看作是国家的基础;把“礼”看作是国家的躯干,只有具备“德”、“礼”两种道德,才能长治久安。类似这样的话,《左传》中俯拾皆是。如“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僖公十一年)“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襄公二十四年)相反,“德之不建,民之无援。”(文公五年)。至于“德”和“礼”的关系,它认为“则(指礼制法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文公十八年)。说明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而又以礼作为衡量标准。有德、有礼的人就是仁人,应该得到保护、受到赞扬。如公元前541年,楚、晋及鲁、郑、陈、卫等国在虢地会盟,寻求弭兵。鲁派叔孙豹为代表参加会盟。这时鲁国季武子率兵侵犯莒国,夺取了郓地。莒人赶到会盟处控告鲁国破坏弭兵盟誓。楚国便照会晋国,请杀戮鲁国使者叔孙豹。晋国使者赵武的助手乐王鲋乘机向叔孙豹索贿,答应代叔孙豹向赵武说情求免。但叔孙豹拒绝给乐王鲋贿赂以求免。他说“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赵武知道这件事后,赞扬叔孙豹:“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有此四者,又可戮乎?”认为叔孙豹具备忠、信、贞、义四种德行,是一个明德、守礼的人,理应受到保护。于是便照会楚国使者,赦免了叔孙豹。反之,就被指责为非礼、无德。即使周天子做了有失身份的事,《左传》也指责他为“非礼”。《左传》深刻地认识到“德”、“礼”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作用,所以谆谆告诫统治者,一定要“守礼”、“明德”,才能得民心,顺民情,国家才会兴盛,社会才会安定。 《左传》围绕“德”、“礼”为核心的治国之道,又提出了不少治国应具备的道德。 首先它强调治国应以人民为主体。“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民弃其上,不亡何待?”(昭公二十三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哀公元年)。它认为晋文公能建立霸业,是由于他流亡十九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僖公二十八年)。执政后,他“教其民,”使民“知义、知信、知礼”,“民听不惑,而后用之,”故能“一战而霸”(僖公二十七年)。它认为晋悼公之所以能够恢复霸业,是由于“民无谤言,所以复霸。”它深刻了解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和战争中的作用,因此告诫统治者应重视民心向背,关心人民疾苦,保护人民利益。“视民如子。见不仁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襄公二十五年)。它要求晋国执政栾书按照人民愿望办事。“子为大政,将酌于民者也”(成公六年)。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国家才会强盛。“吾闻抚民者,节用于内而树德于外,民乐其性(生),而无寇雠。”(昭公十九年)至于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它认为统治者的利益包含在人民利益之中。“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文公十三年)。 其次,它强调治国要认真选拔人才。得人则兴,失人则亡。“使能,国之利也”(文公六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成公二年)。虞舜举八恺、八元、流亡四凶,而受到人民的拥戴。”择善而举,则世隆也。”(襄公二十九年)。“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绩矣。”(成公八年)。秦穆公之所以称霸西戎,就在于知人善任,用之专一。有了人才,国家就会兴盛。相反“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襄公二十六年)。“人之云亡,心之忧矣”(昭公二十五年)。人才的流失,将是执政者内心沉重的忧虑,国家将会因此而衰弱、覆亡。 其三,强调治理国家要有一支素质良好的官吏队伍。“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襄公十五年)。组织一支官吏队伍,是国家当务之急,如果能根据才能而安排适当官职,他人就不会存非分之心了。对于官吏,还要用纪律来约束他们,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夫德,俭而有度,登将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桓公二年)。 其四,强调治国要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