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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维行为方式看老舍的洋车夫 自1936年《宇宙之风》连载《骆驼祥子》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祥子的形象深受读者的喜爱。把旧中国北平城里深受歧视的人力车夫,塑造成过目难忘的艺术典型,并彪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是人民作家老舍的功勋,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璀灿成果之一。 题材是有继承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力车夫形象即如此。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了以人力车夫为题材的文学作品。1918年1月15日的《新青年》(4卷1号)刊登了胡适和沈尹默作的白话诗,都有一首题为《人力车夫》的。 虽说作为文学形象还欠坚实,然而这些白话诗以泾渭分明的对比、拙朴的白描,勾勒了车夫的辛苦,同时渗透着作者深刻的关切。 此后是鲁迅的《一件小事》(作于1920年)和郁达夫的《薄奠》(作于1924年)。这两个短篇小说也形象地刻画了人力车夫。作为当时文学界最先进的代表者,鲁迅的《一件小事》,通过车夫主动承担交通事故责任的行动,写出知识分子的自私。鲁迅对群众的落后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对劳动者身上的中华民族的高尚道德情操,鲁迅称之为中国的“脊梁”。可以说,《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是中国希望的象征。郁达夫的《薄奠》刻画的人力车夫是一个“谨慎的劳动者”的典型。“他好像是在默认他的被社会虐待的存在是应该的样子,又好像在这沉默的忍苦中间,表示他的无限的反抗和不断挣扎的样子”。这个车夫的苦难激人长歌当哭,这个车夫的心愿——拉上自家的车,却只能在冥冥中得到一辆纸车的薄奠。 而老舍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塑造的人力车夫形象,是对车夫性格的更为深刻更为性格化的描绘。它以人物自身的性格矛盾,揭示了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面对腐朽社会的压迫盘剥,在日益贫困的同时也扭曲了质朴的人生,激化了小生产者对“私有”的追逐,从而加速了他们悲剧的结局。小说在效果上,明确地使读者意识到在生产关系大变革中,徘徊在原有的衢巷内,而不肯置身新的生产关系中的人,虽说他不是剥削者不是众矢之的,但也走一条历史的悲剧之路。从这个角度来看,祥子的悲剧也是小生产者的保守造成的。笔者无意在分析《骆驼祥子》中,以标新立异来哗众取宠,但不认识祥子形象上的复杂性,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优秀文学作品的巨大艺术魅力应集中在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上。而成功的文学形象必须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并代表着当时创作收获的最高水平,故高尔基说:“典型是时代的现象”1。认识某一文学典型,既要探求其所蕴涵着的丰富社会内容,又应明了其深刻的时代烙印。 一 祥子的人性因素 骆驼祥子的一生,是肉体与精神被万恶的旧社会咀嚼吞噬的一生。作家老舍从祥子的被毁灭,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者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祥子原是个破产的农村青年。他“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18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2,在封建势力盘剥、帝国主义入侵下,大批农民失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破产,流入城市谋生,这是当时较普遍的社会现象。然而应注意的倒是祥子对农村生活的并无眷恋之意,就是在城里遭受人生的极大挫折时也不想再回农村。半殖民地社会使祥子离开了亲人热土,浪迹城市,凭借体力过活,“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但在他身上,仍有着中国农民不可磨灭的影子。所以最后,他才用农民的眼光看中了可以不断地给他产生馒头和烙饼的拉洋车这一“宝地”。迷信自己的体魄,使他俯下腰来卖傻力气,所以当他以骆驼的姿态奔跑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时,他是认为天无绝人之路的。 但是,祥子在都市中拉洋车,劳动力与货币的交换是直接进行的,往往有“多于希望的报酬”,这样他那憨厚纯朴的性格变得复杂了。譬如他的“手不拾闲”,既表现了他的勤劳,又是向鄙视他的环境显示他的顽强存在,同时也是为了多挣些钱,劳动行为商业化了。 所以祥子的节衣缩食、自抠自地攒钱,并“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等等的背后,有这样一个动机:“照这样下去干”,“也可以开车厂子了”!显而易见,作为个体农民,在农村的破产对于祥子仅失去了土地和生活的条件,并没有丢弃小生产的思想。而且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里,由于能“自由”出卖劳动力,使得祥子谋生的思想混杂着谋利的奢望,“他只关心他的车”,他心中只有他自己。顽强地活下去本来是祥子思想最积极的部分,但由此却潜伏着悲剧的种子。 作家无疑是同情祥子的,但正因为如此,小说着力从祥子对待生活的复杂感受来写这个人力车夫的精神世界,不由于作者的倾向而美化人物。从小说对祥子言行复杂性的反映,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的烙印、人与人的互相制约所显示的时代面貌和劳动人民的苦难。祥子的这件事令人深思:他曾拉过一次包月,有人劝他把工钱存入邮局,“他觉得这不是个骗局,也得是骗局”,“钱这个东西像戒指,总是在自己手上好”。如履薄冰的日子,逼得祥子只相信自己,他不思索自己为什么越来越穷,为什么由农村流落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