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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统观念与宗法的重要性 自汉武帝尊儒以来，儒家被称为一座经典，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2000多年来，它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习惯和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自强不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就在于以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文化以及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儒家道统论为主导的中华道统思想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延绵不绝,发挥了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道统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的三皇五帝,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尧、舜、禹,对三人推崇有加,而孟子在《孟子》一书中也多次论述尧、舜、禹之事,对这三人更是推崇备至,然而皆未形成系统的道统谱系及其语言的载体。韩愈承接千载不传之学,在中唐“儒学式微”、“佛道盛行”的情况下,振臂高呼,力排佛道,并借鉴佛教“灯灯不灭”的法统谱系,提出儒家也有一个一脉相承的“道”的传授谱系,即“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于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于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虽然韩愈提出了道统谱系,但并未对其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探讨,这为宋明学者对儒家道统谱系及其核心思想的探讨埋下了伏笔。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中庸章句集注》序言中正式将“道统”二字连用,他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14宋明理学家对儒家道统思想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探讨。至此,儒家的道统思想体系完成了实质上与形式上的建构。从形式上论,它有一个传授“道”的人物谱系;从实质上论,道统思想的核心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即仁义之道,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儒家宗法孝悌道统观。当然,它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的,有其必然性。 一、 宗族宗法制度 司马迁的《史记》将尧舜禹纳入了自黄帝一脉相承祖系中:“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蛟极,蛟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13尧帝可是“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的黄帝的嫡系子孙。从尧帝开始,就施行让位于有德者的禅让制,然而接受禅让的舜和禹并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31,“昌意之父曰黄帝”49,“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45。正如太史公所言,“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21,三皇五帝都是同一祖系。司马迁在这里刻意强调谱系,正是跟儒家重宗法嫡亲的观念有关,这种观念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内在根源。远古时,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在残酷惨烈的自然条件下,个人的力量和生命显得孱弱不堪,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够拥有与大自然相抗衡的力量。这种联合一般以氏族的形式出现,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部落之间开始联盟,形成规模更大的联盟部落,人类抵御大自然威胁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氏族家长制度,成了后来宗法家族制度的雏形。 到夏商周时,这一“帝王传授谱系”便由“氏族评议会”演变成“兄终弟及”、“父死子继”的宗法家族制度了。宗法制度不仅是西周至春秋时期贵族的组织制度,而且和政权机构密切结合。它不仅制定了贵族的组织关系,还由此确立了政治的组织关系,确定了各级族长的统治权力和相互关系。这种以各级族长为领导核心的宗法制度,十分明显,是由父系家长制的氏族组织变质和扩大而成。因为它把父系家长氏族体系特征的躯壳都沿袭了下来,只要加以比较,便很清楚190。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姬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或者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继承,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宗为大宗,世袭官职,并掌有统治封建的权力。卿大夫也还分出有“侧室”或“贰宗”。在各级贵族组织中,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为“宗子”或“宗主”,以贵族的族长身份,代表本族,掌握政权,成为各级政权的首长190。如此推演下去,到了一个单元家庭时,父亲是这个家庭的“宗主”,长子成了“宗主”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级别的宗主还具有了制定法律的权力,他的话也就具有法律效能法律。 在历史的演变中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宗法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许多的道德准则。周公“制礼作乐”,在以前天命观的基础上加进了“德”的内容,用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将周朝的“王”的身世提高到“天子”的地位,使周王具有了神秘而崇高的色彩。这种制度要求“亲亲,尊尊”,其核心则是讲“孝”,子孝父,臣孝君;贵忠,忠则诚,诚则不乱,不乱则国固政稳。孔子在周朝文化的基础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