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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一种想象与神话 一、 巴赫金的狂欢 俄罗斯人巴赫金在《拉伯雷研究》和《托赛托耶夫斯基诗人》中提出了他的欢乐理论。一般评论认为,巴赫金实际上建构了一种现实世界与非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前者是指以严肃与禁欲为其常规生活内容的世界,后者是指可达3个月之久、以民间节日形式(包括农神节、狂欢节、愚人节、复活节等)出现的世界。人们进入节日庆典之后,现实世界往往被暂时隔离开来,参与者“颠覆等级制,主张平等的对话精神,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异性、双重性,崇尚交替与变异的精神,摧毁一切与更新一切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或简言之为“狂欢精神”,拉伯雷的《巨人传》是这种精神的最好体现。巴赫金尤其强调狂欢节的参与者往往在模拟神圣的宗教和权威活动的时候采取的那种戏谑、讽刺、狎昵的态度,例如在节日广场上虚拟的“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他认为这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内容。总体来看,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虽然源自于文学作品,但它的影响力超越了文学和文艺研究,已经成为20世纪中期以来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之一,尤其对理解狂欢节所蕴含的西方社会文化传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一种脱离了史料的“想象催生的神话”。这些学者发现,稍早于或者晚于巴赫金所处时代的一些历史学家、思想史家在介绍和分析欧洲节庆文化传统时,尤其在介绍巴赫金所同样重视的中世纪社会生活中的节庆时,“国王”加冕和脱冕并不是活动的核心内容,甚至根本没有被这些学者的著作所提及。例如在瑞士人布克哈特所著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当中,专辟章节介绍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地的狂欢节活动,其主要特征是“以游行本身为主要特征的节日庆典”,也包括赛马、赛驴等,但没有对“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加冕和随后脱冕”等场面的描写。一些时候,甚至教皇本人就是狂欢节的核心人物,例如15世纪中后期在任的教皇保罗二世,他不仅主持修建了用于狂欢节集会的重要场所威尼斯圣马可广场,还直接授意并参与了历史上第一次的狂欢节大游行。据此,虚拟的“狂欢广场的自由自在”仍然遵循现实世界的权威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即不能对既定社会结构和秩序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两种世界”、“两种生活”实际上所服从的是同一游戏规则。 那么,真实的狂欢节究竟是怎样的?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真的是脱离了史料的一种“为我所用”的理论建构吗?人们对于狂欢精神的追求和对于非现实世界的向往是否是可信的结论?有鉴于狂欢节及其衍生的嘉年华会在现代生活中事实上的存在和影响,并成为一些城市最为重要的文化旅游吸引物,因此,只有正确理解了狂欢的精神内涵和社会心理基础,才有可能充分利用狂欢因素来制造具备号召力的节庆与特殊事件(festivalandspecialevent),满足地方节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文即着眼于通过分析狂欢节文化的变迁,试图提炼那些能够相对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与经济条件下的狂欢节的共有特征,为节庆旅游的开发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 冲突的起源:从死亡到新生 巴赫金有关两个世界、两种生活的论述并不是孤立的、褊狭的学术观点,因为类似观点可以在大致与巴赫金同时的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回应。 稍早于巴赫金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中有很长章节论及宗教节日。在宗教节日期间,宗教生活达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狂热程度,因此,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是不可能同一的,“当人的身上还留有世俗生活的痕迹时,就不可能与他的神靠得很近;相反,当宗教礼仪刚刚使他圣化之后,他也不能立刻重返到日常事务中去”。对此,涂尔干认为,首先,“在同一个场所,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不能并存,为了使宗教生活得到发展,就应该安排一个排除世俗生活的特殊场所”;其次,在同一段时间内,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也不能共存,“人们有必要规定在确定的日子或时期内进行宗教生活而不得进行任何世俗活动”,节日因此而成为必需。其结果是,节庆活动“使人们忘记自己所在的世界,把他们带到一个可以随意畅想的世界中,使人们得到娱乐。有时甚至从外表就可以看出这些礼仪的娱乐性:人们看到参加仪式的人在笑,并且公开地相互开玩笑。”虽然涂尔干的论述并非专门针对狂欢节,但是如果一般节庆活动都能够产生这样的社会效应,那么作为高峰体验的狂欢节也更应具备类似的特征。涂尔干的这些论述从时空分离的角度为巴赫金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曾考证出一些原始部族有在节庆祭祀活动中杀死国王的习俗,而稍晚于巴赫金的法国人类学家罗歇·卡鲁瓦也介绍了夏威夷群岛土著居民在酋长死后的放火、抢劫、杀人等行为。在这些原始部族的观念里,人的肉体可以死亡,灵魂却不会死亡;但是,肉体衰老可能拖累灵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衰老刚出现时杀死他,以将灵魂转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任者。通过杀戮,王的身躯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