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流程视角下大气污染变动的分解分析.docxVIP

? ? 全流程视角下大气污染变动的分解分析 ? ? 　　 一、引言 　　 2013年以来，我国的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区成为雾霾等大气污染的高发区，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人们的“心肺之患”，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政府、学界等各界人士的重要关切。党的十九大报告和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要站在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把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予以攻克。 　　 为有针对性地实现雾霾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需要把握污染的核心影响因素，了解主要污染物的变动特征和趋势。现有研究也从多个方面展开了一些探讨。比如，张人禾等(2014)从大气环流背景场和雾霾天气演变过程，分析了气象条件在持续性强雾霾天气中的影响；潘本锋等(2013)在分析雾霾天气发生时的大气相对湿度、风速、气温、浓度等因素后，认为雾霾的产生是气象要素和环境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上述学者提出的气候因素，李晓燕(2016)、冯少荣和冯康巍(2015)、李卫东和黄霞(2018)的研究表明，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和相关治理措施还要充分考虑经济、产业、能源等社会经济动因。与此相关的研究较多，如马丽梅和张晓(2014)就指出我国雾霾污染水平随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的提升呈单调上升态势。邵帅等(2016)认为公路交通运输强度的提升促使了雾霾污染程度的加剧。李云燕和殷晨曦(2017)发现持续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逐渐成为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的首要影响因素。冷艳丽等(2015)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呈正相关关系。康雨(2016)则认为贸易开放度对雾霾有加剧作用。李欣等(2017)指出城市化推进是我国长三角地区雾霾加剧的重要原因。严雅雪(2017)发现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和雾霾污染协同关系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上述研究基本是采用计量经济模型研究某些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探讨外在影响的思路。随着研究工具的发展，指数分解分析(IDA)和结构分解分析(SDA)除了应用在温室气体和能源消费领域(Ang Zhang，2000；Liu et al.，2007；Xu Ang，2013)，也开始用于研究雾霾等大气污染的内在驱动因素。比如，De Bruyn(1997)较早分析了1980-1990年荷兰与西德的变化状况，发现的减少主要归功于技术效应；Selden等(1999)、Bruvoll和Medin(2003)对美国和挪威主要污染物的研究也表明结构效应减少污染的作用有限，而技术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效果明显。Rafaj等(2014)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了欧洲、NOx和的驱动因素，但发现每种气体的主导因素并不一致。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李荔等(2010)和石广明等(2012)以为例，分别用距离函数和IDA方法考察了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主要观点是较高的能源强度推动了排放总量的上升。Fujii等(2013)分析了煤污染强度、终端处理、能源结构、产出效率和生产规模对、粉尘和烟尘三种污染物的贡献度，发现驱动因素在不同污染物之间具有一定的异质性。Guan等(2014)采用SDA法研究了一次源排放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认为资本形成是影响排放的最主要因素，出口也是影响排放的重要因素。Zhang等(2015)也利用SDA法分解了北京化石能源消耗及大气污染()的变动，发现人口增长是主要的驱动因素。Lyu等(2016)使用IDA方法将一次源、和NOx的变动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强度、生产模式、经济增长、人口效应，发现经济增长和能源强度是影响空气污染变动的主要因素。 　　 从治理策略来看，由于大气污染涉及技术、气候、管理、法律等多方面，有关学者的政策建议各有侧重。比如，基于市场机制研究的学者认为设计合理的交易系统是治理污染物的有效手段(Zhou et al.，2014)。利用分解分析所得的结论，Zhang等(2015)、Lyu等(2016)认为主要的防治措施应该根据驱动因素的正向和负向关系，有针对性地采取抑制或强化措施。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认为环境治理时首先得树立环保意识，然后借用补助、贷款等手段。为避免国际贸易输入污染，沈利生和唐志(2008)提出改变出口和进口产品的结构是中国当前最可行的方式。马丽梅和张晓(2014)的观点是中国雾霾治理一方面需要注重产业转移导致的溢出效应，同时要通过优质能源的使用以降低污染。魏巍贤和马喜立(2015)利用CGE模型对中国治霾政策组合进行情景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将硫排放权交易与硫税两种机制进行组合可以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石庆玲等(2016)对中国189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政治性蓝天”是以政治事件过后更严重的报复性污染为代价的，并提出雾霾治理应以长效的制度安排取代目前的运动式、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