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及合作路径研究.docxVIP

? ?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及合作路径研究 ? ?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3-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进一步深化部署，并于2014年走访13个周边国家和地区。2014年和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一带一路”理念和计划。2016年“一带一路”建设组工作座谈会召开及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质量办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同各方一道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为世界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时至今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业合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一带一路”的发展不仅依赖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依赖于产业结构的优势互补。在理论的理想状态下，“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合作扩大了比较优势，提升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效率，使资源的最优配置突破原有界线，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帕累托改善。明晰不同国家的产业结构、产业合作路径，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产业阶段，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刘伟、张辉和黄泽华，2008）[1]，产业结构高度、经济增长逻辑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产业结构高度，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和不同的经济发展周期，研究各国产业情况有助于更合理地配置要素资源。 　　鉴于此，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的发展历程，重点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产业结构情况，并以同样的方法测算了各国产业结构高度。进一步地，本文对影响国际产业合作的其他重要考量因素（GDP、劳动力及境外投资）进行了分析，并将此四个变量定义为“钻石理论”的四个维度，以获得针对国家产业特征的产业合作路径。 　　一、中国产业结构高度 　　本文用产业结构高度指标作为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的重要指标，原因在于：一是产业结构高度衡量了各国产业发展的阶段，是其工业化进程阶段的有效表征；二是产业结构高度能有效反映各生产要素及产业结构比例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包括但并不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技术水平提升、资本积累的提升等；三是我国产业结构高度研究充分且数据充分，具备与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的可比性（刘伟，1995[2]；周昌林和魏建良，2007[3]；张辉，2009[4]；张辉和任抒杨，2010[5]）。 　　本文沿用刘伟等（2008）的研究逻辑，认为产业结构高度不仅是不同产业份额和比例的衡量，还是劳动生产率的衡量。而其演化发展过程的内涵则是：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优势逐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优势转变；在部门结构中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在产品结构中，由制造初级产品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转变（周林、杨云龙和刘伟，1987[6]）。本文简述以上计算方法如下，产业结构高度指标为H： 　　 　　其中i表示为1、2、3，定义为一、二、三次产业；表示为t时间内产业i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为t时间内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化参量，定义为： 　　 　　 　　本文修订了上文中工业化进程劳动生产率标准。依据钱纳里（Chenery，1986[7]）的方法，将1977年劳动生产率标准（工业化起点140美元，工业化终点2100美元），折算美国CPI后计算得到2010年①劳动生产率标准，详见表1。 　　 　　由于本文对各国产业结构进行横向对比，采用世界银行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对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也将采用世界银行统计口径进行分析。与我国统计口径相比，世界银行统计结果偏高（1992—2005年平均方差±1．21％），但整体趋势和发展阶段吻合一致。⑦通过对中国产业结构1992—2015年进行统计分析，表2的结果显示：（1）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一直稳步推进。刘伟等（2005）的研究表明，1998年后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了加速阶段。本文的研究延展了整体时间序列至2015年，侧面验证中国工业化在1998年后进入了加速阶段。（2）中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低于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城市化以及第三产业的非均衡发展造成的。通过对中国投入产出分析（张辉和任抒杨，2010）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在工业化进程中受资本以及科技的影响，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3）从平均的角度看，2015年我国工业化进程刚刚超过工业化完成的标准。但是本文认为，第一产业（0.3251）、第二产业（0.5619）的劳动生产率仍低于工业化完成水平，因此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我国工业化进程仍然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