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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问题 识字是指对文盲和几乎没有识字的人进行识字，并具有初步的阅读和计算技能。一般而言, 扫盲教育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努力, 一是普及和革新初等教育, 以断绝文盲的来源。二是为青少年和成人文盲组织系统的教育(P139), 即大众教育。这一点已经被许多国家扫盲教育的成效所证实。正如一位教育专家而言:“如果要彻底消除文盲, 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消除, 因此, 就必须尽可能使所有儿童都入学” (P59), 换一句话说, 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内增加上小学的儿童数量以保证扫盲。因而在实现普及教育、国家近现代化的过程中, 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关系极为密切, 应同步实施。 在我国教育史上, 可以说扫盲教育是与普及国民教育同步进行的, 即识字教育与普及初等教育是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20世纪上半期中国尤其是农村文盲问题迫在眉睫, 历届政府及民间团体十分重视这一问题, 都对扫盲教育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努力。本文重点对清末的扫盲教育进行探讨。 我国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 虽然始于晚近, 然而设学校以教化万民, 则由来已久。夏商时代就有国学、乡学的设立, 国学是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 乡学是为平民子弟设立的学校。周代也有国学、乡学, 只是乡学的设立更加完备, 在乡设庠, 在州设序, 在党设校, 在间设塾, 乡学没有大学, 平民中出类拔萃者可入国学 (按周制, 五家为比, 五比为闾, 五闾为族, 五族为党, 五党为州, 五州为乡) 。春秋战国时代, 官学渐废, 古代乡学制度荡然无存。秦时秦始皇焚书坑儒, 实行愚民政策, 当然不重视国民教育。汉代官学复兴, 官学是由地方政府设立的, 在郡有学, 在县、道、邑有校, 在乡有庠, 在聚有序。魏晋六朝时代, 时乱世衰, 学校教育时断时续。隋唐以后, 科举制度盛行, 政府只注重人才教育和佐治人才的选拔, 而忽视一般国民教育, 在这种状况下, 教育机会既不能普及于大众, 而教育内容又以应试为目标, 与国计民生无关。其结果是, 社会上文盲众多, 民智闭塞, 而且教育与生活脱节。科举时代士大夫的教育, 在平时固然可以粉饰太平, 但是一旦外患濒临, 就显得千疮百孔。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陷入了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的深渊之中。清政府迫于严峻的形势, 为了摆脱所面临的重重困境, 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新政时期在教育方面的改革使中国教育近代化迈出了艰辛的步伐, 同时, 扫盲教育取得初步的成就。 首先, 开先风之河, 第一次提出普及基础教育的口号, 并颁布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个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学制。从这一点而言, 为扫除文盲堵住了来源, 意义重大。 普及教育是国家对学龄儿童实施某种程度的普通教育, 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进步的需要。清末朝廷派大臣考察欧美、日等国的教育之后, 他们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国势隆盛者, 无不由普及教育之功”, “所以上下同心, 共图治理者, 殆由教育普及”。为顺应时代发展, 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 清末政府把“兴学育人”提到了显著的地位, 提出了普及基础教育的方针, 废科举, 颁布新学制, 积极推行学校教育以解决人才匮乏、民智不开的问题。因此开始了广设学堂, 扩大就学面, 广泛培养各式各类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诸如设立师范、各种实业学堂、初高等小学堂等, 这是清末打破以往教育模式的重大举措。同时还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学制——《癸卯学制》, 这对推动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不小作用, 并为民国时期的学制打下了基础。新学制效仿日本的模式, 规定初等教育为蒙养院, 初等小学堂5年, 高等小学堂4年。并实行强迫教育以普及教育。同时还通令全国设立半日学堂, 专收贫寒子弟, 不收学费, 也不拘年岁, 使得受教育的对象扩大。1905年, 成立学部为统辖全国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设置视学官巡视各省学务。次年又设提学使司, 以学务公所、劝学所、学区分管省、府厅州县及乡镇教育, 大力普及教育。1910年进一步颁布《改良私塾章程》, 这样把普及教育的发展辐射向农村, 在农村中涌现出许多各式学堂。一时间, 农村教育也受到重视。这对加快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 兴女子教育也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 这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进一步为扫盲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领域。 落后的女子教育严重阻碍了教育近代化的发展。清末的教育改革第一次把女子教育列为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 改变了传统教育惟男性享有教育权的单一性别结构, 这是衡量教育近代化的一个始点。从这一点而言, 清末的教育开始了近代化的发展。虽然说, 女子教育的发展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阻力, 发展十分有限, 但还是为扩大受教育的对象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 不仅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而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