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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与文化建构论型文化观下的大文化建构的圆满与乌托邦无名氏的文化反思品格 如果你把匿名的作家描述为狭义的文学作品，并将其视为广义的文化文本，那么他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文化建筑者。他的创作超越了文学故事，将社会历史、时代精神、文化哲学、艺术规范、伦理道德、人类生存、生命主体、宗教信仰和其他经典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无名氏文化构建的目的和计划早在40年代就已经明确并初步成型,不管前期爱情小说还是后期《无名书》都是为了探讨东西文化,试图文化重建。其实1940年创作的《人之子》就是《无名书》艺术风格与造型的最初试验,而《沉思试验》其实是《无名书》语录。文化反思与建构贯穿了无名氏一生的创作,成为他文学创作最明显最本质的特征,其深刻内涵与独特价值表现在文化理论的圆满建构、文化建构的中国支点与文化实践的乌托邦等方面。 一、 “智慧与理想”的文化建构 无名氏“继承过去二千多年的光辉传统,并借鉴于西方文学的传统,”通过印蒂所建构的“统一的综合的”未来人类新信仰整体就是“接受基督教入世人生观的启示,佛教出世人生观的启示,结合中国儒家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加以二元化(即中庸精神)的融合、和谐,而加上科学精神的启发”。(P805)无名氏的文化建构能以宽容积极的态度突破民族文化局限,接纳外来文化营养,其文化建设具有世界性眼光甚至宇宙星球的视野,认为“从西方借取活力,再溶以东方的宽博精神,则未来可能形成一种新文化。”(P132)他提出的“星球哲学”就是东方自然主义与西方星云知识的汇合,试图超越地球视野来审视人类进而把握宇宙整体,了悟终极真理。 我以为,无名氏同时打破了五四时期崇尚西学的激烈反传统与三四十年代狭隘的民族主义两种偏激文化模式,吸收兼容一切文化的优良品质,试图重建一种新的综合文化。他认为没有中国文化的调和,则西方文化及印度文化可能易入灭绝之路。没有西方与印度的刺激,则中国文化易趋于停滞。中国传统的中庸及明智必须配以热烈的西方及印度的宗教精神,才显得不虚伪不浅薄。西方及印度如能兼有中国传统的中庸,则人与人的关系可不致太偏狭。他指出西方文化过度注重效率与实用,过度强调客观自然性而抹杀人性,自由竞争及个人主义的极致必然弱肉强食,宗教一元论必然陷入独断主义与教条。传统东方文化不完全注重实用效率,自由竞争气味不浓,反对宗教一元论,是自然式的二元论甚至多元论。西方人比较坦率,好处在诚实,弊端则是外溢心过强,易狭隘躁事。东方人比较谦虚,好处在度量大,东方的智慧是综合的,对西方的支离破碎是一大补救,弊端则是过分内藏,易虚伪欺诈,所以今日必须先从西方借取活力,再溶以东方的宽博精神,则未来可能形成一种新文化。他提出外国是宗教文化,具有彻底精神。中国文化非宗教文化,凡事不走极端,越是最高哲理,越不叫人极端,而叫人柔软、勿刚、勿强、勿露锋芒。西方重外射,中国重内涵。中国文化必须先接受西方文化中的战斗色彩以及那种汹涌澎湃的生命力。中国哲学不重逻辑而重自然与生活,这一点可为西洋哲学参考。他发现佛家基于理智,度量较大。耶教基于情感,度量较狭。佛教绝不攻讦任何宗教以及世人,一切均出以慈悲与愉快,耶教则攻击佛教及其他异端。佛教以辩论解释一切。基督教则以独断论武断一切。他们都向人类表现了天堂与地狱两极端境界,但他们的共同缺点是地狱刻画得够深刻,天堂却描画得不够有力,也不够扎实。他发现基督教内部有两种矛盾精神:一种以宽大的自由的爱散布快乐,有着婴儿式的天真,这是未经历人世艰苦的纯洁理想者;另一种则较狭窄,以仇恨和恫吓威胁的态度,来宣示福音,这是经历过人生痛苦后的言行激烈者。他发现印度富于宗教,中国偏于理智,西方人富于冒险,所以西方人有勇气毁灭别人,成全真理。印度人有勇气毁灭自己,成全真理。只有我们,既无勇气毁别人,也无勇气毁自己,成全真理,而只是浅薄地苟生着。 总之,无名氏苦苦所创造出的新人生态度就是“溶儒家、佛教出世一面和老庄的理智风格与基教感情风格于一炉”的“智仁勇整体”。(P813)无名氏的文化建构致力于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大融合,其野心是“调和儒、释、耶三教”以及“探讨未来人类的信仰和理想”(P43、42)。《沉思试验》集中分析了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利弊得失,比较了佛教、儒家、墨家、道家、基督教之间的和而不同,剖析了释迦、孔子、墨子、老子、庄子、耶稣等思想家的通与不通。《无名书》综合了古今中外的文化思考,刻意创造了一个表现世界文化建构的新文本,他找到的“统一的综合的”未来世界人类新信仰整体“不依赖上帝、阿拉、佛、和别的任何神诋,也不凭仗任何强制性的一元论,也不完全籍助于社会现实的强迫性的压力……新的文化整体。”无名氏的这种整体文化建构表现了一种圆满的执着,将分属基督教和佛教的术语“创世纪”和“大菩提”整合起来显然是寻求一种超越东西文化的十全十美的全知全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