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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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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02 :A 1002-8102(2016)04-0116-18
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基于对现阶段特征的科学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面临“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四大目标;但是,四大目标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冲突,难以通过一种或几种主要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来统一解决(张杰、翟福昕,2014)。因此,政府宏观调控会经常在多目标之间切换,并引起宏观政策松紧、力度和组合的调整。Baker、Bloom和Davis(2013)指出,政府政策调整过程会引致政策不确定性,这会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行为,从而最终影响宏观调控的实施效果。在当前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汲取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该如何实施?这需要科学认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具体效果及其作用机制。
目前,国内外关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文献主要基于线性VAR模型(Baker等,2013;Colombo,2013;Mumtaz和Surico,2013;金雪军等,2014;杨海生等,2014)和线性化的DSGE模型(Born和Pfeifer,2014;Fernandez-Villaverde,Guerron-Quintana,Rubio-Ramirez和Martin,2011;Fernandez-Villaverde,Guerron-Quintana,Kuester和Rubio-Ramirez,2012),①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然而,这两种方法忽略了政策不确定性的状态依存效应。Pastor和Veronesi(2012,2013)指出,政策调整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是内生于经济的,并且依赖于经济状态;根据Baker等(2013)构建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相比于经济繁荣时期,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策不确定性在经济低迷时期(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上升至非常高的水平。为克服线性模型的不足,Nodari(2014)基于Baker等(2013)构建的美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非线性的平滑转换VAR(Smooth-transition VAR,下称STVAR)模型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在经济低迷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政策不确定性都对美国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在经济低迷时期,其负面影响更为严重。这为美国次贷危机后的经济严重衰退和经济缓慢复苏提供了经验证据,②由此引申出的政策启示是:美国政府在经济低迷时期应尽量减少政策调整过程所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基于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自然地应考虑如下两个相关问题:首先,鉴于现阶段复杂的宏观经济态势,政府对经济进行频繁的宏观调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经济是否必须承受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的严重负面影响?中国过去优异的经济增长表现和危机时期成功的宏观调控经验是否能够提供区别于Nodari(2014)的经验证据?其次,为科学总结宏观调控的经验得失,并为新时期的宏观调控提供理论借鉴,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机制是什么?该机制在不同的经济状态下是否有显著差异?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Baker等(2013)构建的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门槛VAR(Threshold VAR,下称TVAR)模型实证检验中国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宏观经济效应,并进一步采用反事实研究方法(Carriere-Swallow和Cespedes,2013)探讨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结果的机制。本文与Nodari(2014)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相比于Nodari(2014)采用的STVAR模型,本文采用的TVAR模型计算较为简单,且无须采用经济衰退久期数据(我国尚无这方面的可靠数据)来校准STVAR模型中的平滑参数;其二,Nodari(2014)没有实证考察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机制,而这正是本文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的贡献主要包含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本文拓展和丰富了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的理论机制解释,首次证实在经济低迷时期政策调整过程所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具有“好”与“坏”之分。③本文发现在经济低迷时期中国政策调整过程中所引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正面影响,而现有文献只发现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变量的负向冲击效应。该发现对经济新常态阶段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面临严重的经济不利冲击时,政府应及时进行政策调整,无须担心政策调整过程会产生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④,但需明确考虑政策工具选择和政策实施过程对政策不确定性性质的影响,使政策调整过程产生“好的”政策不确定性。其二,本文进一步证实,在经济低迷时期“好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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