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慧珩〈莫高窟传〉记》看汤用彤早期佛教史研究.docxVIP

从《读慧珩〈莫高窟传〉记》看汤用彤早期佛教史研究 唐永义先生对中国佛教史的贡献最大。其中，对杰出僧侣传记的研究对中国佛教史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但学术界对此没有具体的探讨。笔者在校理汤用彤著述的过程中, 深感他毕生尽瘁的僧传研究, 实为其治佛教史的起点和基石, 而新人文主义观照下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汤用彤为人为学之根本, 也是其佛教研究的现代意义所在。这一学术案例充分凸显出文化对话与融合过程中主体性人格对于构建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意义, 遂留意于兹而成此文, 冀推进对汤用彤学术思想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 《寺院寺院传》的文献记载 佛教典藏浩瀚, 故选择恰当的入手书, 对于探索中国佛教史至为关键。汤用彤治佛教史, 遍览大藏, 最看重梁代慧皎所撰《高僧传》。《高僧传》记载从东汉永平十年到梁天监十八年间 (公元67 — 519) 257位高僧 (另附239人) 的生平行状、师资传授等情况。此间正是佛法东传由冲突到融合的关键阶段。该书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都具有极高的价值。《高僧传》在汤用彤佛教史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 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 汤用家庭汉字号字注,《经序》应是在智理 东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僧传中唯有《高僧传》完整保留下来, 它为研究早期佛教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始资料。《高僧传》虽极具史料价值, 但也有不少真伪难辨的内容, 且在长期流传中字句讹误极多, 因而对该书的考究, 便成为汤用彤治佛教史的起点。凭借多年深厚的学术积累, 汤用彤1930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中国佛教史专文《读慧皎〈高僧传〉札记》 (见《汤用彤全集》第5卷, 2000年, 第61-76页) , 考辨出《高僧传》所据80余种史料来源, 还对书中记述的可靠程度条分缕析, 并通过与各种史书的比照而对其误记作出令人信服的订正, 初步向世人展示了他探本究源、考证与比较相结合的治学特色。 20世纪30年代以前, 国人所著中国佛教史多承袭日人。汤用彤不甘日本专美于前, 他的《高僧传》研究文章的发表及其“中国佛教史”讲义稿的陆续出版, 表明我国现代佛教学术研究逐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他的佛教著述兼取日人研究之长, 并加以超越, 被视作“非常珍贵的研究工具和指南” (许里和, 第2页) , 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崇高地位, 对日本学界造成极大冲击。① ① 确如日本佛学家、东京大学镰田茂雄教授所言:汤用彤先生“将中国传统的为学方法, 与近代欧美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 于是自创出完美的治学之道”, “其治学方法不仅予中国学者相当大的影响, 对日本学界亦是一大冲击, 激发日本学者纷纷投入创作”。 (见《汤用彤全集》, 2001年, 序, 第3、4页) “9·18”事变后, 见民族危机日深, 汤用彤发表了系列文章, 批驳日本权威学者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中的谬误, 理据确凿、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在中国古籍断句、校勘、考证和论断等方面的错误, 及治学方法和态度的问题, 借以抒发抗日爱国之情。1937年, 他在《微妙声》第8期发表《评日译〈梁高僧传〉》, 指出常盘大定教授1936年译注出版的《高僧传》采用材料失当、考订史实失察等严重问题。汤用彤从注释方法的角度阐明, 为史传作注, 引用材料应可详可略:“略则尽可将相关之记载择要列出, 而只记其卷数, 以备学者之自行参定”。 (《汤用彤全集》第2卷, 2000年, 第354页) “如欲求详, 则可择录相关记载之文, 或并加以考订。” (同上, 第355页) 在求简约方面, 汤用彤指出:《高僧传》开篇“摄摩腾传”的相关记载, 应列上《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化胡经》、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王琰《冥祥记》、《佑录》、《真诰》、《法本内传》等卷目。 (同上, 第354页) 此外, “《水经注》、《伽蓝记》等较略之记载, 但亦重要, 似亦可言及”。 (同上) 然而常盘之注, 只译录了《四十二章经序》及《佛祖历代通载》各一段, 对此汤用彤辨析道:“《通载》所言系节取《法本内传》之文, 注释内应提《内传》, 俾读者知其说之所出。或径引《内传》而不言《通载》, 以免枝蔓。又《高僧传》所载永平求法事迹, 与王琰《冥祥记》所载最相同, 而与《佑录》二、袁、范诸记颇有不同。今此注仅录《经序》, 而于他书概不列出, 既不能显求法传说纷歧, 又不能示《梁传》所载最早见于何书 (依大体言, 传所记出于《冥祥记》者多, 而根源《经序》者少) 。” (同上, 第354-355页) 据此, 他认为该处常盘氏注释实属陋略。在求详备方面, 他指出常盘之书虽“颇具此意, 然其疏略实甚可惊”。因此, 汤用彤直言, “吾人不必翻毕全书而知其无当于用也” (同上) , “日本人士为发扬国光, 开始翻译中文一切经, 进行极速。举众多人才与物力以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