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周易》注经的嬗变.docxVIP

王弼《周易》注经的嬗变 在魏晋儒学研究中，儒道的互补性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说到魏晋时期儒道的互动，有必要提及王弼的作用。致使王弼在儒道互补历史上永留名字,首推他对儒家经典《周易》的注,还有他与其他三位玄学重要人物裴徽、何晏、荀融关于圣人的几段对话1。当然,不可忽略的还有王弼后来几乎失传的《论语释疑》。但引人深思的是,同是对儒家经典的注解,王弼的《周易注》,在他身后迅速成为官方儒学及民间儒学认可并推崇的重要注经著作,而《论语释疑》,则很快在官方钦定的注经读物中变得可有可无。一直到近代,在学界对王弼的评论中,几乎无人专门讨论他的这一部注经作品1。 如果说,同是玄学大师的何晏,其《论语集解》对于《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地位的确立,起过巨大作用的话2,那么,为什么王弼的《论语释疑》被看成是对《论语》经典地位的确立所起作用可有可无呢? 分析这个现象,显然关系到儒家经典在多大程度上被玄学所体现的道家思想解释才是“合理”的,或说是可以被儒家所接受的问题。更进一步看,则关涉一种传统的思想作品被来自另一种传统的思想所解释时,其作为传统经典的作用,在什么意义上被扩展了,而在什么意义上又可能被改变了。如果改变与扩展是相辅相成的话,作为传统的传承者,对于来自另一传统的改变与扩展,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度。 种种问题,本文企图通过如下几个方面来分别进行探讨:一、王弼给《论语》解释所设的玄远之幕:二、在后人评价中飘落的玄远之幕。 一、 经典释疑,儒释玄远 记录孔子言行、由其弟子辑撰而成的儒家经典《论语》,早在汉代就有儒士注解3。当时儒士的解释大多离不开以《周易》释《论语》。他们的注释由于没有完整的保存,只能从玄士何晏的《论语集解》中窥得一二。可何晏的《论语集解》表面看似是对汉儒注解《论语》的结集,实际上却是以己见来确定采摘标准,其中很多集解还被认为是“偷龙转凤”,实际说的是自己的看法4。何晏解《论语》,虽然传承了汉儒对《论语》作《易》之解释的风气,但已开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日汉儒借《易》解《论语》的实质。他的改变,某种意义上已为玄学注经风格的开启起了铺垫作用5。按后来学者的话,便是:“何晏《集解》并不掺入《老》、《庄》思想,而比较接近于以《易传》解《论语》。这种做法,或许可以摈除《论语》中,阴阳五行观的杂染,但于如何‘知天’上并不能给予新的说明。因此《集解》之作,应可视为是过渡到魏晋玄学的作品。”6 真正使儒学玄学化,使《论语》的注解从《易》风走向《老》风的,是王弼7。汤用彤先生认为,王弼非常清楚《论语》与《易》和《老子》的区别:“王弼之所以好论儒道,盖主孔子之性与天道,本为玄虚之学。夫孔圣言行见之《论语》,而《论语》所载多关人事,与《老》、《易》之谈天者似不相侔。则欲发明圣道,与五千言相通而不相伐者,非对《论语》下新解不可。然则《论语释疑》之作,其重要又不专在解滞释难,而更在其附会大义使玄理契合。”8 而对同是儒家经典来说,之所以《易》稍能与《老》并论,对解《论语》能起一定的作用,就在于“夫性与天道为形上之学,儒经特明之者,自为《周易》”,在于“《易》之为书,小之明人事之吉凶,大之则阐天道之变化”9。 但《易》毕竟不能与《老》完全相提并论。在王弼看来,儒家经典的《易》因其带着诸种爻象,而于玄虚之理不能说得淋漓尽致。只有道家经典的《老子》,才可以将玄虚之学言说得深明透彻。“《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已;此其大要也。”(王弼《老子指略》)10 正是借用《老子》之言,玄解《论语》之大义,王弼使最能表现儒家思想特质的经典散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异彩。连同他关于圣人品格的议论,不难看出,王弼实际上将原儒及汉儒的理想和实践放在了一个玄远之幕来看待。这个玄远之幕的确立,使得儒学从形上至形下,都有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新解释。这种新解释,从根本问题解决的转向,致具体践行的改变,从理论上说,似乎论证得“天衣无缝”,使得《论语》作为经典的意义,有了被重新认识的必要。而事实上,王弼的《论语释疑》中,包含着很多后来学人不断引用的经典阐述11。 王弼对《论语》究竟做了什么呢? 在《论语释疑》中,王弼首先将圣人的品格玄化。作为成圣之楷模的孔子在《论语》的记载中,是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的人。他对现实坎坷际遇的释然(见《论语·雍也》中记载孔子与子路的一段对话:“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