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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耶稣会士的中国元素 翻译是传播外国知识的重要方式，而文化的发展和转型往往基于外国知识的影响。明末清初时期,中国文化进入反思阶段,传统的“民族中心论”开始受到质疑。这一时期,耶稣会士将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继佛经翻译之后的又一次高潮,大量的天文、地理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引进到中国。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也把中国传统的经典哲学,先进的医学、天文学以及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介绍到西方。尽管也有学者如何兆武认为传教士带来的“均是些中世纪神学的东西”126,但不可否认的是,中西方的交流与冲突从此正式拉开序幕。 一、 翻译活动的发展历史是不可避免 1. 学术贡献和影响古典科技的各学科 明清之际中国的文化特点就是承古萌新,科学技术取得新的成就,集大成的科技著作相继问世。明代数学家程大位编著的《算法统宗》一书,反映了当时商业数学的水平。明安徒证明了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求圆周率的3个公式,并推导出6个新公式。另外,明朝后期涌现出一批总结古典科技的科学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 在西方,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欧洲。牛顿发现了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相继出现,科技成果层出不穷,自然科学研究蔚然成风。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以后蒸汽机得到普遍使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效率提高了几十倍。尤其是蒸汽机应用于造船,促进了航海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直接推动了翻译活动的兴起,为中西交流创造了条件,满足了互相学习借鉴的需要。 2. 明清之际,文学思考对自然人性的探讨和批判 明清之际的文化已萌发着饱含有近代思想的新因素,个人的觉醒、个性的解放、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和扬弃、近代科学与科学思想方法,都已崭露头角。明代人哲学上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早在明孝宗时就初见端倪。这一时期,王守仁创立的“心学”已经兴起,“心”的哲学是以人之心为主体,从而导出了“人的主体性”这一主调。在文学上个体性灵至上的小说盛行。明中叶,伴随着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突出和人们对商贾观念的变化,文学作品转为描写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西游记》中“大闹天宫”以神话的形式,“投影式”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赞颂了反皇权、反封建正统的反抗思想和叛逆性格。汤显祖、徐渭、陈老莲等人,是明代中后期在文学艺术界鼓吹“自然人性”的一面旗帜,深刻影响了这个时期的文化格局。这些都表明,明清之际,出现了一股反叛“传统文化模式”(即异端),这个“异端”与僵化的文化结构发生了碰撞。学术界一般把这一时期的异端与碰撞现象,称为“我国早期的启蒙思想”。 在同一个时期的欧洲,也出现了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与之相适应的也有一股异端勃兴,这就是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思想核心同样是对封建蒙昧主义的反叛,对人主体性的高扬。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世界便正式步入了近代阶段,在世界文明史上居于不容置疑的领先地位。其间在思想史上的一大关键便是由神本主义转入人文主义,即由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转入近代“人与自然”的世界观。翻译活动作为中西方交流借鉴的桥梁,应运而生。 二、 文化反思中的中西翻译 1. 《隋书》、《经典著作译介》的出现 明末清初时期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从16世纪末叶开始,到18世纪止。16世纪时,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先遣队的殖民主义者已经开始了海外掠夺,随着西方国家向东方的殖民扩张,各国传教士相继来华。为了能在中国顺利传教,传教士们将教义与中国最为推崇的儒学相结合,允许中国信徒尊孔祭祖,但当时西方风气仍十分保守,罗马教廷严禁偶像崇拜,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为异端,传教士们开始系统地将儒家学说译介到西方。 于是,历来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首先被钻研并被大量翻译。意大利的利玛窦第一个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将中国经典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可惜他的译本并未出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出版的是意大利的殷铎铎和葡萄牙的郭纳爵。他们合译了《大学》(取名《中国的智慧》)和《论语》的最早译本。殷铎铎将《中庸》译出,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四书》的全译本(实际上并无《孟子》),是比利时的卫方济按直译方法翻译成拉丁文的。《大学》和《中庸》的第一个俄文本,是汉学家梁捷夫从汉文和满文翻译的。此后《四书》的法、德、英等译本先后出现,并被多次转译、重译。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将《五经》译成拉丁文并刊印,成为中国经籍最早刊印的西文译本。康熙年间,先后有白晋、刘应、马若瑟和雷孝思等对《五经》进行过翻译和研究。1710年,白晋从事天文历算而研究《易经》。18世纪法国最大的汉学家宋君荣曾译过《诗经》、《书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