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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的论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突破 “西方的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往往是基于历史的。西方的翻译理论家往往毫不犹豫。”(廖七一,2000:2)但大家有目共睹的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突破。理论家开始从阐释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话语权利、接受美学、读者反应论等角度去阐释翻译现象,出现了操纵派,多元系统派和功能派等多个派别。其中,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奠基理论是翻译的目的论(Skopostheory)。国内对该译论的研究,要么是对它的形成、发展和具体内容进行描述,要么像2001年香港《翻译季刊》第四期的一篇论文一样,利用它来阐释某一类翻译。而本文笔者将从目的论体现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几大突破这个维度,浅谈对目的论的一些认识。 一、 目的论stoict 目的论最初是由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提出的。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凯瑟林娜.赖斯的研究。她于1971年提出了一种理论思想,认为译作应该与原作在形式、内容和交际功能上对等;但后来她发现在翻译实践中,译者会遇到重重困难,有时不可能达到译文与原文的等值,“有时甚至不希望建立对等,因为有些译本是要实现不同于源语文本的某一目的或某种功能。”(范祥涛,刘全福:2002)所以,她又提倡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非对等原则。由此可见,赖斯的研究为翻译目的论的诞生打下了基础。第二阶段,赖斯的学生威密尔继承了她的一些思想,突破了以原语为中心的等值论,以行为理论为基础,以文本的目的(skopos)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创立了翻译的目的论。根据行为学理论,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活动,而且是一种有特定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和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Nord,2001:30-32)翻译要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skopos rule),其次是“连贯性法则”(coherence rule)和“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威密尔还特别强调,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翻译也不例外。他认为,单靠语言学不能解决翻译的问题,因为翻译绝不是一对一的语言转换问题。不同文化具有相异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翻译就是进行文化比较。第三阶段,贾斯塔.赫滋.曼塔利(Justa Holz Manttari)和克利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对目的论的发展。前者重点研究了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和翻译过程发生的环境;后者提出了“忠诚原则”,关切的是译者对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忠诚。 二、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两大突破 不难看出,目的论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否认翻译是单纯的语言层面的转换问题,而认为翻译是一种带有特定目的的人类行为活动,且对翻译行为过程进行了研究。这就反映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大突破,即“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谢天振,2003:24-25)其次,提出了客户、委托人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强调了译者的抉择和译文读者的情况,这就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二大突破,即理论研究摆脱了文本本身的局限,注意到了影响翻译过程的发起者,译者和译文的接受者。最后,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比较,是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跨文化交际。这就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三大突破,即“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谢天振,2003:27) (一) 对等是翻译的最高标准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的互动行为。曼塔利提出了“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这个概念。“她将翻译行为定义为‘为实现信息的跨文化、跨语言转换而设计的复杂的行为’”(仲伟合钟钰:1999)可以说,翻译绝不是一对一的语言层面的转换,也绝非寻求词,短语、句子、句法或文体等各语言层面的对等那么单纯,而是一项把一切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复杂的活动。目的论重视对翻译行为过程本身的研究,提出了翻译过程的标准,即充分性(adequacy)标准。赖斯和威密尔研究发现,词、短语或句子等语言单位之间的对等未必就能产生译文与原文整体上的对等,反之亦然。而且,前面提到过,为实现特定的目的或功能,有时不希望达到对等,因此,通过比较和对对等(equivalence)标准的扬弃,提出充分性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充分性指的是目标文本就翻译要求而言所具有的各种性质,翻译过程应该充分满足各项翻译要求。“充分性是与翻译行为过程有关的一个动态的概念,而对等是描述翻译结果的一个静态的概念”。(N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