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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工艺美术中的色彩表现 在烹饪行业，有一句行话“看一看前面的颜色和花朵”。道理说来简单:花纹通常只能近视,色彩既能近视,还可远观,并且,但凡作品必有色彩,却未必有花纹。由此引申出的判断是,对于欣赏,色彩的作用高过花纹。 唐代工艺美术夙享盛誉,对其各个门类、品种,乃至器形、纹样,学界讨论已多,可惜,关于色彩,人们关注绝少,而对彩色的爱恋是唐代工艺美术的突出特点。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梳理,以抛砖引玉,并就正方家。 由于技术的进步,唐代陶瓷的釉面普遍远较前代光润,“类雪”、“类银”、“类玉”、“类冰”、“胜霜雪”、“千峰翠色”等等既是他们的釉色理想,又是对现实器物的赞美。尽管唐人也看重釉色的粹美,但依然无法压抑对彩色的渴望。表现异色效果的已有北方窑场的花瓷(图1)、绞胎瓷(图2)、油滴斑黑瓷,巩义窑的青花,密县窑的珍珠地划花,瓯窑的褐斑青瓷,长沙窑的彩绘瓷(图3)。秘色瓷最尊贵,其装饰不仅有金,甚至还有金银平脱(图4)。更著名则有三彩陶(图5),那斑驳淋漓、变化万千的釉面浸透了对生活的热爱,件件器物都是对强国盛世的嘹亮颂歌。 唐代铜镜艺术成就辉煌,促成辉煌的原因自有种种,但高档装饰手法的作用至关重要。为人熟知的唐镜高档装饰手法有螺钿、宝装、宝钿、金背、鎏金、银背、金银平脱。它们的花纹固然精美,但主要是在炫耀色彩。其中,最朴素的是螺钿,螺钿之法本用于漆器,但在唐代被大量施之铜镜。一般的螺钿仅以蚌片镶嵌图案(图6),但唐代的螺钿还会加饰琥珀(图7)、玛瑙、玳瑁、青金石(图8)、绿松石之类。对在螺钿图案中加饰这类材料的做法,日本学者称“平螺钿”,而在中国,起码在五代晚期的吴越国,称“宝装”。宝钿的做法是镶嵌玉石之类,这样的铜镜也曾出土在西安(图9)。 唐代装饰喜用贵金属,高档工艺镜里,制作最简便的是鎏金。铜镜鎏金不是唐人的发明,但为唐人延续(图10)。金背镜(图11)、银背镜(图12)即在铜镜背面镶嵌金片、银片,它们应是唐人的创造。其镜背虽仅一色,但贵金属特有的呈色令它们备显华贵。银背镜里,较特殊的一种为金花银背镜(图13),这是在主要装饰部位鎏金的做法,镜背金银交辉,色彩更加华贵。比金花银背镜色彩更丰富的是金银平脱镜(较金花银背镜多出了漆色),在唐代的高档工艺镜中,它们存世尤多。金银平脱本来也是漆器的做法,即以镶嵌金银薄片为图案,但唐人又空前绝后地将它施之于铜镜(图14),使之成为唐代高档工艺镜的代表。 唐人缘何要为铜镜装饰殚精竭力,这与那时的铜镜不单用于鉴容必有联系。唐人常以铜镜装饰建筑,典型是宫殿和寺院。宝历元年(825),敬宗为清思殿院新殿等装饰,耗费铜镜三千片(或作“镜铜三千余斤”)、金银薄十万番。古籍的记录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在西安的清思殿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铜镜残片和鎏金铜饰残片。如果说,宫殿张挂铜镜仅为装饰,那么在寺院,还是供养。开成五年(840),在五台山大华严寺的菩萨堂院,日本求法僧圆仁就看到了“宝装之镜,大小不知其数”。铜镜如何张挂于建筑,凭圆仁的日记能够准确推断:它们是镜背朝外,挂在墙上的。因为,外国和尚是来朝山观礼,绝不致唐突到翻转铜镜,以验看装饰的地步。 唐代是中国金银器艺术的顶峰。唐代银器每每鎏金,鎏金的做法有两种,一为通体鎏金,时称“金涂”或“金镀”,一为在主要的装饰部位鎏金,即做成所谓金花银器(图15),前者虽用金较多,但制作简便,后者虽用金较少,但制作繁难。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效果不同,前者固然金光灿灿,但毕竟仅只一色,略显单调,后者则金银交辉,华丽异常。显然出于对彩色的爱恋,唐代金花银器远多于通体鎏金者。 唐代金银器追求彩色效果的另一例证是镶嵌珠宝。这在礼佛器具中尤其常见,如庆山寺地宫里的棺椁、法门寺地宫里的“金筐宝钿真珠装金宝函”。它们用于供奉舍利,前者为鎏金铜棺和银椁,镶嵌着宝石、美玉、玛瑙、水晶、珍珠,还配有焊贴的种种鎏金花纹(图16),后者则镶嵌红、绿宝石、珍珠等等,宝气珠光,十分华贵(图17)。糜费最多的礼佛器具出现在8世纪初,中宗时代,为安乐公主打造的百宝香炉高3尺,其上用真珠、玛瑙、琥珀、玻、珊瑚、璃、砗磲、琬琰等种种珍宝镶嵌出奇花瑞草、珍禽异兽、诸天妓乐。唐人说,由于打造它,“府库之物,尽于是矣”。这只香炉的炉身,相信是以贵金属打造的。唐代镶嵌珠宝的金器不仅用于礼佛,还用于现实享乐,可惜,今见实物的嵌饰已基本脱落,如何家村窖藏的金筐宝钿金杯(图18)。 唐代制作常常取用高档材料,如象牙、如美玉、如名木。高档材料的质地一概极其精妙,但在爱重彩色的当时,对华美彩色的渴求时时压倒对精妙质地的向往。几乎所有高档制作都表现出色彩繁丽的爱恋,甚至,材料越高级,爱恋就越执着。 象牙质地细润优雅,但唐代的象牙器常常染色刻花,做法即所谓拨镂,这样的作品有尺(图21)、有带饰、有围棋子(图22)、有官告轴。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