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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儒学的开放性 由中国孔子协会和威海社会学协会联合举办的“1894年至1895年孔孟渡学术研究国际研讨会”于27日至8月31日在威海举行。出席此次国际学术盛会的中国大陆学者四十人,台湾学者七人;韩国学者九人;日本学者五人,越南学者二人。这是一次完全由属于“儒学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加的盛会,特别是越南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给会议带来了越南儒学和儒学研究的信息,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中国孔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宫达非和威海市府领导先后在开幕会上致词,对与会的中、日、韩、越的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在为期几天的会议中,计有六十几位学者提供了论文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此外,还利用晚上辟有“儒学和东亚经济”论坛。会议自始至终开的隆重、友好、热烈,发言勇跃,学术气氛十分浓厚。取得了促进国际间学术交流、加强中、日、韩、越学者间的友谊的积极成果。 从学术报告的内容来看,这次研讨会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也比较深入。重点是围绕孔孟荀学术思想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对先秦儒学思想的特征、孟子和荀子的儒学思想作了论述。日本、韩国、越南的学者各自作了极有特色的学术报告。现特摘要予以综合介绍。 “势”与“位”:儒家对“身体”的追求与态度 朱伯崑教授在《谈先秦儒学的开放性》中指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学,通过对六艺的解释,建立其思想体系。孔子第一次对西周的典籍六艺作了人本主义的解释,淡化了西周的神本论的意识形态。孟子则以辟杨墨为己任,但同时吸收了杨墨的观点,阐发了孔子的学说。荀学则吸收了老庄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将孔孟的人文主义同道家的自然主义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因此,先秦儒学开放性的倾向,对后来儒学的发展起了深远影响。周继旨教授认为,先秦儒家关于“道”与“德”的理想以理论的形式表现了对远古氏族社会人际关系的追忆和憧憬。而“势”与“位”则是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社会异化现象。儒家既重“祖述尧舜”的“道统”又尊“宪章文武”的“君统”,从而陷入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和实践的两难,无法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也酿造了一代代的儒生士大夫的生活悲剧。 韩国赵骏河教授对先秦儒家的祭礼作了详细的论述,他指出,祭祀的目的第一是祈福,第二是报答,第三是避祸。上述三点,严格地讲,可分成祈福避祸的要求和对施恩进行报答的精诚,若把前者看成是私的话,那么后者可被看成是公。孔子的祭祀其意义正在于对后者的强调。他认为,从古至今传下来的虽然没有对前者进行否定,但更多的是对后者强调,应该从这一角度上去寻求祭祀真正的意思。台湾黄俊杰教授提交会议的《“身体隐喻”与古代儒家的修养工夫》从一种新的角度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身体思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项重要特征。孟子说:“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都暗示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思考问题,常常从身体出发,身体是自我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接触点与聚和点。是人的存在中最具体的事物,儒家常以身体作为隐喻(metaphor)思考各种问题。他指出,就身体本身而言,儒家思想中的身体有其内在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是靠“气”的流通来保证的。这就必须涉及身体的三个成分“心”、“气”、“形”三者之间的分野及其统一这个问题。并从身体出发思考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关的工夫所牵涉的诸般问题;也从身体出发,思考理想的政治生活的形态及其运作,提出系统性的政治论。 继承与补救剂:服刑人员的性善观与人性善的内在统一 关于这一方面的论文比较多,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刘纲纪教授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一方面充分肯定上下尊卑的阶级、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竭力主张必须把这种关系建立在实际是源出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博爱思想的基础上。孟子主要从社会政治和道德修养两个层面阐发了孔子的思想。较之孔子,孟子更重视人的主体性和个性。荀子一反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其合理之处,在于不加掩饰地承认人首先是血肉之躯和各种欲望冲动的自然存在物。牟钟鉴教授则认为,仁和礼是孔子人学的两大支柱。孟子着力于发展了孔子仁学的思想,形成了道德的心性之学,而荀子则着重演绎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形成社会的礼乐之学。刘蔚华教授指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相表里。孟子和荀子对札与仁虽都加以继承,但各有侧重。孟子贵仁,以“人性善”为本,故讲究“内求”;荀子隆礼,以“人性恶”为据,故注重“外铄”。孟荀同倡王道政治,但在由“内圣”达到“外王”的道路上,孟子强调“自反”,荀子则注重“转行”。傅云龙教授认为,孔孟的目光着眼于现存的人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亲情关系,强调人的伦理道德情感、人的主观精神的作用,要求人们遵循自己的天性并按照天性去生活。荀子则反对天性在本质上是善的思想,主张道德规律的发生与其说是人类内在天性的扩充,不如说依靠于社会群体和遵循社会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