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语料特点分析.docxVIP

? ? 《越绝书》语料特点分析 ? ? 王 路 宁 (南华大学 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衡阳421001) 《越绝书》是一部主要记叙春秋末战国初年间吴越两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清代毕沅[1]、洪亮吉[2]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认为《越绝书》在方志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该书作为一部带有地域性特点的地志，也是我们研究汉末魏晋时期吴地方言和古越语的重要语料。此外，该书内容所涉也极为宽泛，既有政治、军事、历史，也有天文、地理、历法，体例也不同于经、传、史籍。 早期对《越绝书》关注和探究可追溯至唐代。而自唐至清末民初，此期论断多关涉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越绝书》成书年代及作者争议始于唐司马贞，他对南朝梁阮孝绪的《七录》中“《越绝》十六卷，伍子胥所撰”的说法提出质疑，正式拉开讨论该书成书年代及作者问题的序幕。至清末民初已形成三种观点：如宋姚宏(《战国策·楚策四》姚注)、王尧臣(《崇文总目》)、赵彦云(《云麓漫钞》)、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明张佳胤(《越绝书·序》)等皆持“先秦成书，汉人附益”说，认为书中吴越两国之事为战国人所记，汉人则“附益”了秦汉乃至东汉建武二十八年之事。如宋黄震(《黄氏日抄》)、明杨慎(《杨升庵全集》)、胡侍(《真珠船》卷三)、陈垲(《越绝书·跋》)、田艺蘅(《留青日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清王鸣盛(《蛾术编·说录》)、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九)、民国徐益藩[3]等皆持“两汉成书”说，认为析书中“隐语”所得二人“袁康”“吴平”，真正辑录并刊定此书。如马与龙①、梁启超[4]皆持“两汉以后成书”说，认为是晋代成书。此后虽依旧争议不断，但在《越绝书》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作者袁康、吴平，东汉成书”或“成非一人，非一人成书”二说，而语言学研究者们也大多引《越绝书》中例子作为两汉时期语料的一部分。 虽然《越绝书》的语料为两汉时期语料，但所记录的史料多涉上古，且成为民族史、建筑史、历史地理等领域研究者们颇为重视的史料。而从语言的角度对《越绝书》进行的研究十分有限，且许多与语言相关的研究多未脱离传统文献学的范畴，学者们[5-6]多以整理、勘定文献为目的进行语句考释和版本校勘，其次以民族语角度研究古越语“维甲令”材料的居多，如韦庆稳[7]、郑张尚芳[8]、张永言[9]等以今壮语、泰语、傣语、侬语、布依语等释读《越绝书》“维甲令”。真正将《越绝书》此书语料作为汉语史、词汇史、语法史中的一环，进行断代、专书研究的却几近于无。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分析《越绝书》的语料特点，就教于方家，以期引起汉语史研究者们的关注。 一 来源驳杂 《越绝书》分为“内经”“内传”“外传”三部分，“内经”“内传”共六篇，其余十三篇皆为“外传”。各篇内容并未按照统一编排模式，既非严格的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亦非编年体。明代学者田汝成已经意识到内外篇有别，且认为内篇为先秦文字，外篇为后人附益之作，此后诸多学者皆赞同这一观点，如张宗祥[10]、周生春[11]、晁岳佩[12]等。大多数学者依据内外篇所述之事涉及上古还是两汉来佐证观点，偶涉思想流派和地理沿革。如周生春先生依据用字避讳、地理历史沿革等来进一步分析各篇最有可能出现的年代，出自何人之手。虽分析后认为“内经”“内传”部分多成书于战国末或秦汉之间，“外传”多成于两汉之间、东汉以后乃至三国-东晋之间，但界限并不分明，譬如“外传”也有成于秦汉之间的，如《德叙外传》《外传春申君》《外传枕中》，甚至认为“原始作者”当为先秦时人。 但此种以所述内容与何人相关，就以何人为“直接作者”的判定方法并不可靠，就如《论语》所述多及孔子，但显然非孔子本人所作。韩秀丽[13]也对周生春先生以避讳用字定年代的方法存疑，先秦自两汉时期出土文献的用字习惯表明，这一时期的避讳并不严格，因而也无法借此断定某段文字完全符合避讳条件就真的属于该年代。譬如睡虎地秦墓竹简多战国晚期及始皇时期文物，却不避“正”“赢”诸字。 不过，《越绝书》来源的确驳杂，现存19篇中就有14篇语料多与先秦汉魏典籍语料相合，见表1。 表1 《越绝书》与先秦汉魏典籍语料对比情况 其中12篇涉及他书史料，上至《春秋》三传、《国语》，下至《史记》《吴越春秋》等，皆能找到相似或完全相同的语句。如《吴内传》中“囊瓦求昭公之裘”一事，亦可见于《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语句稍有差异，《越绝书》所述与《谷梁传》《公羊传》所述则大致相同，如： 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拘昭公於南郢。数年。然后得归。(《春秋谷梁传·定公四年》) 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与，为是拘昭公於南郢。数年，然后归之。(《春秋公羊传·定公四年》)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与。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后归之。(《越绝书·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