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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心》的帝国文化解读 在康拉德的文本世界里，我们发现，他在欧洲文化语境、帝国背景和难民身份方面表现出“公开批评”的态度。种族文化、国家意识形态话语造就了康拉德笔下沉默落后的非洲和东方;特殊的民族历史记忆与复杂的文化经验,又使他对人类的共同根性有着深刻理解,对殖民暴行怀有清醒自觉的批判。这种矛盾的态度集中体现在《黑暗的心》(包括《进步前哨》)中。《黑暗的心》隐含着白人优越的“政治无意识”,但其更自觉深刻的指涉是对欧洲文化、现代文明的深刻质疑,是帝国神话终结的历史寓言。 一、 能力与意识—帝国神话的历史文化文本 19世纪70年代,新一轮殖民地瓜分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展开。1878年从刚果河回来的斯坦利向欧洲商会发表演说,描绘富饶美丽、人口众多的刚果河流域。从此殖民扩张从非洲海岸深入内地,从对黄金、象牙等财富的掠夺发展到奴隶贸易。 历史记录了非洲殖民地开发中令人发指的暴行:黑人奴隶没有结婚和受教育的权利,他们随时有被卖掉、被处死的可能。美国专门成立繁殖奴隶的州,像饲养牛马一样蓄养繁殖奴隶。(p114)如果非洲人生产的象牙达不到规定的数量,他们就会被断肢或枪杀,工头们为了证明工作的尽职,把一个个装满人手的篮子交给他们的上司。阿尔及利亚的征服者德·蒙塔尼亚克上校宣称:“为了摆脱有时从四周对我指责的脑袋,我就把一个个头砍下,那不是宝塔菜头,而是人头。”(p145)殖民暴行不仅有现代军事工业的支持,还有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支持。为了使占有和屠戮变得合理化,殖民主义者编织了关于遥远域外野蛮的食人番神话以及“使命、拯救、开发”等一整套殖民话语。 非洲“这片广袤的大陆是野人的栖息地,一个由于邪教和狂信而充满谜的世界,一个注定要被轻蔑、受到上帝诅咒的世界,一个食人者的世界,一个黑暗的世界。”(p163)“人类一定不要也不可能容忍未开化民族的低能、视而不见、懒散怠惰,不会听任他们把上帝托付他们的财富无限期地闲置,而是要敦促他们使其财富成为大家共享的利益。”(p145)1870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开发非洲会议上宣称:“开发全球未受文明渗透的地区,冲破笼罩该地区全体居民的黑暗,是与我们这个进步世纪相称的一次圣战。”(p504) 这场“圣战”的结果是将非洲大陆置于西方的统治之下,将平等交往、相互对话的民族关系变为奴役与屈从、统治与附属的异化关系。黑人的世界成为缄默的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殖民主义话语独白的场面”,一个关于帝国权力的神话。 在新一轮殖民地瓜分中,英国凭借“世界工厂”、海上霸主的强大实力,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关于殖民地征服者的传说,对域外财富和辽阔土地的向往,激发起狂热的殖民热情,海外帝国演变成一个民族的梦想和神话。罗斯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演说中向英国人发出呼吁:英格兰的命运全在统治,“有一条仁慈的光荣之路向我们敞开着。这条路从未向任何活着的芸芸众生敞开过,它就是为我们敞开的‘统治,毋宁死’。(p144)亨雷在《剑之歌》中描述了同样的殖民梦想:“英国的利剑,加上统治的把手,将世界上的荒芜之地,变成洋溢和平的甜蜜之乡。”(p40)艾勒克·博埃默把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殖民热情称为“维多利亚社会潜意识和隐含的自我”,并指出这种潜意识推动了海外帝国的侵略扩张。 殖民暴行解构了近代以来一切乌托邦神话,对西方历史进步论和人道传统构成巨大的嘲讽。它激起正义的、有良知的作家学者的批判。康拉德谴责殖民掠夺“玷污了人类的良心和地理探险的历史”。乔治·奥威尔明确指出:“当白人变成暴君的时候,他毁掉的是他自己的自由。”8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们不仅谴责殖民暴行,并且关注其语言文化暴力对殖民地政治心理的影响,力图打破由殖民主义者建立起来的“基督教信仰=文明,非基督教信仰=野蛮”的二元对立的霸权模式,恢复被压制文化以应有的权力和地位。堪称后殖民批评教父的诗人艾梅·萨塞尔尖锐指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决不是人与人的交往,殖民主义使最文明化的人失去人性。在对殖民主义鞭辟入里的分析中,萨塞尔的批判锋芒直指支持殖民扩张的欧洲文明: “一个开拓殖民地的民族,一种为殖民主义、为武力辩护的文明是一种病态的文明,一种在道德上患了病的文明。”“在理性和良心的审判面前,欧洲无法为自己辩护。”“欧洲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这条死胡同的尽头就是希特勒。”(p145) 二、 《黑的心》中的战争 帝国神话在文学文本中获得审美的表现。帝国时期作家延续早期殖民文学提供的范式,给殖民行为以夸示和赞美——殖民等同于开拓进取、成功财富;等同于统治征服,成为荒岛之王。 康拉德在帝国文化语境中写作,他与同时代小说家吉卜林共同目睹了帝国的海外掠夺,但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吉卜林承认帝国的无可争议性,坚信在白种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一过苏伊士河以东,那是圣恩不及而兽性大发的地方”。康拉德对殖民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