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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与非非除非及其句式的语义分析 “只要”这个词不晚出现在唐朝。它在宋元明清时期的诗歌、戏剧和通俗小说中得到了许多应用。时至近代,“除非”已成为一个常用此频频出现在谚语、熟语以及人们的日常口语中。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两位著名学者胡适和吴承仕就“除非”到底是“非”还是“非非”在语言学界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论争,由此引起了人们对“除非”的关注;50年代,鲍幼文先生在《谈“除非”》中明确指出,“除非”的基本意义是“只有”;之后的一些词典、虚词例释和语法著作中,编著者们各依己见解释“除非”,这实际上是争论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总体看来,这些争论形成三种比较集中的观点:第一种认为“除非”即是“除了”(持此观点的主要有戴木金、黄江海编著《关联词语辞典》等,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二种认为“除非”相当于“只有”(持此种观点的有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等,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三种认为“除非”兼有“只有”和“除了”两义(持此种观点的有《现代汉语词典》等,商务印书馆,1980年)。 “除非”本是一个常用词,甚至一些不识字的人都会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但经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一争辩,就连一些素喜推敲文字的知识分子也给弄糊涂了,三派学者“咬文嚼字”,各执己见,各有论据,究竟谁是谁非呢? 持第一种观点的以胡适为代表。从词的构成本质来看,他将“除非”拆成“除”+“非”,将其看成一个同义并行复合词,“除”与“非”统一,合成的词仍以其中一个语素的意义为意义,因此“除非”即等于表示否定意义的“除了”,其作用是排除假设性例外。因此,在一个复句中,上半句使用了否定副词“除非”,下半句一定要使用“否定”与之呼应,表示如果“除非”后的条件不能满足,结果也不会产生。因而“除非……才”这样的用法是不规范的,“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才开的成功”应改为“除非过半数会员出席,大会开不成功。”这类的例子有: 难道大宝还有治愈的希望么?除非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任何奇迹都不会在他身上出现了……(李国文:《花园街五号》) 可是海喜喜的技术就在这里,他能让马跑到死。除非牲口自己倒毙在路上,绝不会疲疲沓沓的拉车。(张贤亮:《绿化树》) 木兰才想到与他不喜欢体仁,并且他说要把家财散尽有关。但是姚家的生意财产值约百万巨。除非他把一切都卖光,那钱去填海,他那份家财是不易散尽的。(林语堂:《京华烟云》) 当然,他可以以革命的名义,强行实行他的计划,但除非万不得已,他不愿意这样做。(路遥:《平凡的世界》) 给你解决了,又会有多少人要求解决此类问题,除非上面再追加百分之多少的调资指标……我没有精力去办这些事。(毕淑敏:《送你一条红地毯》) 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的是另一位著名学者吴承仕先生提出来的,他与胡适的分歧归根结蒂在于对“除”与“非”的组合关系的认识不同,与胡适的“同义联合”相对,吴氏将它们视作“负负得正”。在他当年给胡适的信中说道“盖‘非’是否定,‘除’亦否定,‘除’犹言‘非非’,‘非非’即等于‘是’矣。以‘是’代‘除非’,即可改为‘是过半数会员出席,才能开会’,非文异而义同也。”更形象的来说,胡适将“除”与“非”用加法原则处理,得出的结果只在量的范围内变化,而性质不变。而吴氏则用乘号将二者连接,以“负负得正”的原则得出的性质正好相反,组合后的结果想当于“是”,或者更直接的“只有”,强调此条件是唯一的先决条件,与“才”等表示肯定的关联词语连用,或者省略不用关联词语。这类的例句有: 你们往后不要常去卖血,卖一次要歇三个月,除非急着用钱,才能多卖几次,连着卖血,身体就会败掉。(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除非他那方战败,全当了俘虏,被对方押着走,我才有机会参加,跟在队尾瘟头瘟脑的走,不是受些押解者得打骂。(王朔:《看上去很美》) 国军的阵地一天比一天小,我们就不敢随便爬出坑道,除非饿急了才出去找吃的。(余华:《活着》) 他那种死不服气的劲头简直到了连开玩笑都不懂得地步,除非他自己确实感到吃不准的时候,他才会同别人商量。(张洁:《沉重的翅膀》) 这场争论直至今日还在延续着,只是争论的焦点已不只是孰正孰误,还牵扯到语言规范化的问题。为此,语言学界的经典之作,黄伯荣、廖序东两位先生的《现代汉语》提出了应当对“除非大家同意,才能决定”和“除非大家同意,不能决定”两种说法“加以研究,确立规范”的要求。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要求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果说在“除非……才”和“除非……不”中只有一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自晚唐至今的文学著作、谚语熟语中至少有一半对“除非”的使用是不合规范的吗?我窃以为这两种表达方式并无正误之分,也都符合语言规范,事实上,它们是一对同义句式。以往学者经常是从单纯的语法或语文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这里,我想独辟蹊径,从更直观的逻辑角度对“除非……才”和“除非……不”两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