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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面人物悲剧的价值因素 关于反方人物是否成为悲剧人物的讨论自古以来就存在。笔者的观点是, 并非所有的反面人物都能成为悲剧人物, 但有些反面人物能够成为悲剧人物却是无可置疑的。下面, 就此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以求见教于方家。 一、 反面人物是否能够成为悲剧人物 所谓“是否能”, 是指在反面人物能不能成为悲剧人物或是否具有悲剧性这一问题上, 或否定、或肯定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和主张。 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反面人物不能成为悲剧人物的, 是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不论“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 还是“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 都“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 因为前者是恶人得福, 令人反感, “最违背悲剧的精神”, 后者是恶人遭难, 罪有应得, 并非“遭受不应当遭受的厄运”。显然,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立足于“过失说”, 在他的悲剧观念中, 悲剧主人公只能是白璧微瑕的“好人”, 而且“宁可好一些, 不要坏一些”;至于恶人或曰反面人物, 则被完全逐出了悲剧人物的殿堂。(pp.25～30) 两千多年来,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念, 在西方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我国近几十年来关于悲剧主人公的认识, 也同样受此影响, 不仅将反面人物完全予以排除, 而且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 更使“宁可好一些”成为一种居主导地位的悲剧人物观。如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普遍采用的“文学概论”教科书中, 即往往明确指出悲剧的“主人公大部分是正面人物, 甚至是英雄人物”(p.210) , 所表现的是在善恶两种社会力量的激烈斗争中, “善的、崇高的、美好的力量在斗争中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先进的力量遭到了挫折而归于暂时失败”(p.377) ;有的则虽然指出了只有当主人公“在出于自己意志的行动中, 遭遇不可避免的不幸或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时才成为悲剧冲突”, 但又强调悲剧是“表现正面主人公的失败或毁灭的戏剧”, “如果不是正面人物而是一个彻底的恶人, 那么他的不幸只会使人觉得罪有应得而成为道德劝戒剧”(pp.222～223) 。及至90年代, 仍然有相当一些研究者认为, “那些罪恶的卑劣的灵魂不能成为悲剧人物, 这在西方悲剧美学理论中已成定论”, “如果是一些恶人或坏人, 遭到毁灭, 只会令我们高兴, 决不会构成悲剧”(p.396) 。一句话, 反面人物不配成为悲剧主人公(p.405)(pp.103～108) 。显然, 这些观点在悲剧观念上, 都源自甚或直接承袭了亚里士多德。 持肯定观点的, 最早当属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的创作实践。这是一部公认的悲剧, 但其主人公却不是一个“好人”。高乃依继莎翁之踵, 从理论上对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质疑。在引述了亚里士多德不让极好极坏的人充当悲剧人物的理由之后, 他指出:“但是这两种理由不存在的时候, 例如一个受难的好人引起的怜悯比他的迫害者引起的愤怒要大, 或者对大罪的惩罚, 能改正我们心里若干和他有关连的缺点, 我认为决不应该因此就反对在舞台上扮演极好的人或者极坏的人遭受厄运”(p.374) 。这表明, 在高乃依的美学观念中, 悲剧人物不仅可以包括那种由于受难引起人们极大怜悯的“极好的人”, 而且也可以包括那种与观众在“心里”有若干“关连的缺点”的“极坏的人”。还有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 立足于悲剧性冲突构成的角度, 认为悲剧世界“为了达到完美的境地劳苦不休, 同时却连同光荣的善一起产生出恶来, 而这个恶它只有靠自我折磨和自我糟蹋才能加以克服, 这个事实或现象就是悲剧”(p.63) , 也显然肯定了恶在悲剧性冲突中的作用, 以及恶人充当悲剧人物的可能。 实际上, 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 正是从反面人物作为悲剧主人公而引发出来的。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 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悲剧主人公济金根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p.560) 中, 不过是“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第四卷, pp.553～554) , 本质上就是一个反面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 悲剧主人公是否可以是反面人物, 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如季摩菲耶夫就从悲剧情绪即恐惧的发生的角度立论, 潜在地为反面人物作为悲剧人物留下了余地(p.146) ;谢皮洛娃在论述什么样的人才是“悲剧主人公”时, 则是直接以莎翁笔下那充满恶行恶德的理查三世和麦克佩斯为例的(p.174, p.207) ;还有维·波·柯尔尊根据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这一论断进行推演, 提出了“旧事物的死亡是悲剧性的, 如果它没有丧尽自己一切生机的话”(p.175) , 也显然将反面人物包括于悲剧人物之中。在我国八十年代后期, 邱紫华、刘云夔、王国全等研究者属文, 强调应消除对“历史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