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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与明后期思想文化发展的异化 一、 “心学”思想的异化,让“王现有”的社会生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学术的发展过程中，到处都是形象资源复杂的个体，没有一个完整的整体。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进化,外界的因素,作用于内在的因子,会使知识分子分解,分化,矛盾,对立。从异化导致异端,以异端形成突破,在突破中有所前进、发展和创造、从而在旧有中形成新的因素,踏上新的台阶。社会发展是这样,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 自南宋至明后期,存在一个有趣的历史和思想现象:从朱学→王学→泰州学派,经历了一个分道扬镳、殊途同归,再异军突起、自身分裂的过程。思想史的变化、发展,是循着肯定—否定—再否定的轨迹前进的。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思维无定式,是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影响或左右思维规律的,首先不是思想观念自身的演绎过程,而是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导致的人的思想的斗争和运动。 十六、十七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封建晚世的历史,使积累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阶级斗争也日益复杂。正德年间的农民起义不断冲击着封建统治,嘉靖时期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以及南北的外患,加剧了统治危机,明帝国的统治几乎达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与此相关,在某些地区和某些生产部门出现的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在晚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添加了新的因素,导致整个社会发展机制矛盾的多元化、复杂化。为了挽救王朝统治,封建统治者竭尽全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对山穷水尽的统治进行整治。隆庆、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就是通过财政、政治改革的多种措施,挽救王朝危机的一次有效的努力。而王阳明的“心学”理论,则是在张居正之前的一次“灵魂拯救”运动,目的是通过唤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良知”,以消弭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张居正改革的出现,从反面证明王阳明“良知”理论的失败。“良知”的空洞呼唤,丝毫没有解决土地兼并、财政危机、官吏腐败、外患等等实际问题。王阳明的后学们,不能不从社会实践中重新审视王学的精髓、效能和作用,并在实际上背悖他的思想,而走向他的对立面。社会矛盾的积累导致异化的契机。泰州学派的创造人王艮和王学的关系,正说明异化这个历史现象是时代造成的。王艮是38岁才执贽于王阳明之门的,在这以前,他已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他不事《诗》《书》,唯贵心语,唯重实践,认为百姓的日用就是道,实际上就是反映下层人民利益、背弃正统的异端要求。他投靠王阳明的目的,“是要得到王阳明的支持,通过王阳明这样一个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物,传播自己的学说,纠正那些‘误天下’的学术。”1无论是王艮的本来思想,还是执贽王阳明门下的目的,都是和王学不同的。因此,当王阳明向他提出,“君子思不出其位”(语出《论语·宪问》曾子曰),要他作为一个被统治者不要去干涉国家大事时,王艮就回答说:“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其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2他明确表示,即使我作为一个草莽匹夫,也要时时过问天下大事。“这种要不要,许不许草莽匹夫过问天下国家大事的分歧,从根本上区分了王艮和王阳明。”1泰州学派一开始,就是以异端身分区别于王学的。 中国儒家对异端有特定的解释,《论语·为政》:“攻乎异端,斯害已也。”朱熹集注说:“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儒家以外的学说、学派均被列为异端。事实上,异端也会从儒家内部分化出来。标准只有一条:背离正统的一切思想,均属异端。在封建时代,这种背离,不可能完全脱离旧形态旧形式,不可能彻底独立于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意识之外,因为不可能有崭新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力量作为他们的依傍。但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向旧的思想形态提出了挑战,进行了攻击,这就使他们具有异端的性质。异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整体或局部性质的蜕变,成为异端。这种性质的异化,这种类型的异端,不可能出现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中期,只有封建晚世的矛盾积淀和某些新因素的萌发,才能造就这样的异端力量。 在形成人种异端的时代性上,中国并不比西方迟。王艮生活在1483-1541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达·芬奇生活在1542-1519年,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生活在1473-1543年,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生活在1483-1546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异端哲学家布鲁诺生活在1548-1600年,而中国明代最大的异己力量、儒教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则生活在1527-1602年。用示意图表示,如下: 这张图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异和异端的产生,在16世纪前后的世界史上,和当时世界发展趋势大抵是同时代的,只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还没有来得及出现如同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阶段,然而中国却出现了如同布鲁诺那样的异端。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出观了两位反对正统和传统的思想家,不是上帝的安排,而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中的偶然,发人深思。从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