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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文物保护国际公约的适用 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了四次灾难，并遭受了严重破坏。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 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 有中国文物164万件, 包括民间收藏在内的流失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总数, 至少在1700万件以上, 远远超出我国本土博物馆藏品总量。最近, 在圆明园罹劫150周年之际, 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向全球发出了归还流散文物倡议书。但是, 倡议书仅仅是一种呼吁, 面对中华民族大量流失海外的文物, 到底应如何追索, 如何使其回归本土, 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和紧迫的课题。 一、 国际公约的发展 面对数量庞大的海外流失文物, 改革开放后, 我国为最大限度地追索海外流失文物, 维护国家利益, 先后参加了四个文物保护国际公约:1985年加入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9年加入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97年加入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1999年加入了《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 其中后三个公约均涉及了文物返还问题。 (一) 文化财产国际保护的促进 1954年海牙会议首次制定了在武装冲突时对文化财产予以保护的全球性公约《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 (简称《1954年公约》) , 这是一部有关文物保护与返还的专门性公约。公约强调各缔约国在平时即应对文化财产加以保护, 禁止在武装冲突时对文化财产进行盗窃、抢劫、侵占、报复等行为。公约确立的“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对破坏文化财产应负有责任”等重要原则, 奠定了文化财产保护国际法律框架的基础。对被劫掠文物的归还, “每一缔约国应在敌对行为终止时, 向先前被占领领土当局返还处于其领土内的文化财产”, 开启了文化财产国际保护机制中流失文物归还的先河。它被广泛认可并被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 《1954年公约》主要偏重于保护文物占用国的利益。该公约制定宗旨的声明强调了文物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保护, 实质是承认了文物占有国关于“文物是属于全世界的, 而并非某个国家独有”的文物国际主义观点。尽管如此, 《1954年公约》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了文物原属国对文物的特殊利益。公约首次将文物定义为“对每一民族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财产”, 实际上突出了文化价值对于文物的重要性。至于战争中被掠夺文物的返还, 公约在其议定书中给予了肯定, 要求缔约国必须归还在敌对行动中所占有的文物, 且不得以战争赔偿的理由留置;由此而给文物善意持有人造成的损失也应由占有文物的缔约国予以补偿。但由于公约缺乏明细具体的规定, 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二) 文化财产归属的国际合作 《1954年公约》仅规定了武装冲突情况下的文物返还和保护, 而关于和平时期文物返还问题的规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空白, 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简称《1970年公约》) 的出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涉及追讨文物的国际法律规范。《1970年公约》更倾向于保护文物原属国的利益, 更加注重文物与特定群体之间的联系。其中心内容是允许原属国对文物出口进行管制, 任何未经原属国批准的文物出口均为非法 (第6条) 。这一点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 文物占有国认为该规定显然赋予了原属国完全自由的权力, 赋予了原属国的国内法以域外效力, 犹如一张“空白支票”, 可随意填写金额, 违背了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 但公约承认国际合作是保护各国文化财产免遭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而产生的各种危险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它要求各缔约国应采取措施, 有效行使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非法转让的职责, 并主要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文物的“返还和归还”。迄今已有91个国家批准加入该公约, 它已成为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国际法规范。 (三) 返还文物的途径 为了更好地完善文物返还制度, 1995年6月,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召开了关于国际范围内返还文物的外交大会。会议通过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的最后文件和公约文本 (简称《1995年公约》) 。 《1995年公约》明确支持被盗文物和非法出口文物的返还, 允许文物拥有者可以包括个人, 并且其可直接向其他缔约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返还文物之诉。与前两个公约只规定了外交返还途径相比, 这种私法途径显得更为切实可行。 对于非法出口文物的返还, 《1995年公约》为避免《1970年公约》中“空白支票”问题, 对返还条件多了一层限制, 规定只有当原属国在知道被盗文物落脚处后能够提供有关文字、图片以及其他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