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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传佛教对藏族美术的影响 青藏高原的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了一个人烟稀少、山高、沙漠、气候多变的自然环境。此外，与外界的沟通较少，西藏原有的采矿业也有所增加。历史孕育而成的宗教在这片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也使得藏族文化艺术,以一种强烈而又丰富的民族特色表现于高原上,并使之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正是藏族美术的艺术个性之一。作为宗教繁衍而成的各种造型艺术,都以不同形式在藏区发展,其中雕塑艺术尤以夸张、奇幻、充满神奇幻想的浪漫色彩,而被视为茫茫雪域之中的一朵奇花,受到世人的瞩目。 (一) 藏族雕塑艺术的发展现状 在藏族美术的发展史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藏族雕塑艺术的发展过程无不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因缘,它是作为一种宗教艺术而走过了漫长的岁月。藏族的雕塑艺术能达到今天所见的规模和水平,宗教具有直接的影响。这可追溯到公元七世纪初,当时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统一了诸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在与中原、古印度的文化交流中,佛教亦传入了吐蕃。 佛教在藏区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佛教在当时比藏区的原始宗教本教要适应社会的进步,但依然受到了本教的排斥,当然在排斥中也有互相交融的一面。佛教亦逐渐“西藏化”,在传教过程不断吸收本教的传教手段,终于演变为藏传佛教。 正由于佛、本两教的文化碰撞,又相互吸收,就使得藏传佛教的雕塑艺术从一开始就有复杂的文化影响,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多样化,即既有来自藏区之外的艺术风格,又有本土的艺术风格。以藏区的地理位置而言,东来的汉文化,西来的天竺(今印度一带)、尼婆罗(今尼泊尔)文化,都随着吐蕃社会的发展,而日益传入。如藏王墓地出现了具有唐代中原风格的石狮,寺院中出现了天竺、尼婆罗传入的犍陀罗、秣菟罗艺术风格的造像。这种现象,在藏族雕塑艺术中留下了很深的影响。至今尚能见到许多塑像具有高乳、细腰、圆臀的犍陀罗艺术风格。 佛教终因朗达玛灭佛,①而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结束了“前弘期“。②但佛教毕竟有它的吸引力,宋代佛教又在藏区得到复兴,从上、下二路在藏区弘传,③拉开了佛教“后弘期”的序幕。④后弘期时,本教终因其落后,而被佛教所取代。藏区的雕塑艺术随着佛教的复兴得到发展。但由于封建割据,整个藏区美术的发展在封闭的状态下是十分缓慢的。 到了元代,分裂割据的局面才得以结束,西藏纳入元帝国的版图之中。元帝室对藏传佛教尤为重视,尊八思巴为国师,以巩固元朝的统治,加强蒙、藏、汉等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团结,促进各族的文化交流,这对藏传佛教美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藏传佛教的政治价值和艺术范畴也不仅仅限于藏区。如杭州“飞来峰”的石刻密宗造像,北京庸居关的藏传佛教雕像,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说元代是藏族雕塑艺术的繁荣期,那末明代的藏族雕塑艺术则是走向了繁荣的高峰。艺术品的宗教规范要求日益提高,不仅雕刻艺术品大量涌现,而且艺术标准也向着更高更严的标准发展。这种发展趋势,是与当时崛起的黄教有关。⑤宗喀巴对宗教进行了改革,⑥重振藏传佛教,调整了藏传佛教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本土本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促使了黄教在青藏地区取得压倒优势的发展。各地相继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建造规模宏大的寺院,以振兴佛教,促使明代藏区雕塑得到空前的发展。从现存的雕塑作品看,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 清代的藏族雕刻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特别在清代前期,清王朝对藏传佛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植的政策,实行有效的管理,使黄教的地位更巩固。教政合一的局面,再次推动了宗教艺术的发展。布达拉宫的建立,使藏传佛教艺术得到光大。在这座艺术宫殿里荟萃了各地名工巧匠的佳作。当然,如从艺术角度来认识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也可以明显地见到宗教对艺术发展束缚的一面。特别是造型相对集中的寺院,形象趋于程式化、概念化和工艺装饰化。这种由宗教性质所决定的艺术,也是藏传佛教的雕塑艺术在发展上的局限。 (二) 藏族雕塑的宗教特色 这种局限性在于藏族雕塑艺术基本上是为宗教服务的一种艺术。它的本身往往就是宗教膜拜仪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宗教的关系,和单纯欣赏性的艺术不同,作品需要按宗教要求进行艺术构思。所以,藏族的雕塑艺术在表现上既要体现宗教思想,又要符合众人的审美心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宗教目的的宣传效果。 因而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艺术风格,具有一整套的表现手法。使宗教信徒在艺术感染下,接受宗教的情感。然而艺术毕竟仍有其独特性,在宗教职能之外,仍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和历史的回顾。在宗教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影响下,藏族雕塑一方面按宗教内容要求,采用艺术的手法,将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布置得有别于日常生活环境,以表现出神权的至高无上,充满象征、虚幻、神秘、庄严的超自然力量和特殊气氛。另一方面则是艺术性职能在符合宗教教义的大前提下,充分发挥。所以雕塑艺术受到宗教“仪轨”的局限,只能固定在一定形式上。用宗教严格的规定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