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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早期妇女的社会变迁 就早期台湾人口的比例，史料中有一定的记载，表明清初台湾人口中只有少数女性人口。于是,人们进而认为当时人们娶妻困难,因此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娶番女”,以致出现“有唐山公,无唐山妈”的传说。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台湾省有句谚语:‘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妈’,也就是说,从唐山来的单身汉都娶土著女,依此算来,在血缘上唐山人只不过占一半而已。”事实究竟如何,有必要加以探讨。 史料记载 一、 女性多为无妻 较早的记载见于康熙五十六年刊印的《诸罗县志》上,例如,“有村庄数百人而无一眷口者”;“或无家可归,乃于此置室,大半皆再醮、遣妾、出婢也”;“各庄佣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室家,漳泉人称之曰客仔”。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蓝鼎元写的《鹿洲文集)也有不少记载:“客庄居民,从无眷属,合各府各县数十万之倾,侧无赖游手群萃其中,无室家宗族之系累,其无不逞也难矣。妇女渡台之禁既严,又不能驱之使去,可为隐忧”;“广东潮惠人民,在台种地庸工,谓之客子,所居庄曰客庄,人众不下数十万,皆无妻孥”;“粤人全无妻室,佃耕行佣,谓之客子。每村落聚居千人百人,谓之客庄”;台湾“唯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母之人民,自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亦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琅峤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合各府各县之倾侧无赖群聚至数百万人”;至于在诸罗哆国以东的大埔庄,“今居民七十九家,计二百五十七人,……中有女眷者一人。……皆丁壮力农,无妻室”。但也有“台俗婚娶论财,三十老女,尚有待年不嫁者”的情况。 雍正年间的福建巡抚高其倬曾经奏称:“台湾各处居住人民,多系只身在彼,向皆不许携带妇女,其意以为台地远隔重洋,形势险恶,人民众多,良莠不一,恐为害地方,近来……多谓人民居彼,既无家室,……无久远安居之心,所以敢于为非,若使搬眷成家,人人守其田卢,顾其父母妻子,不敢妄为,实安静台境之一策也。……台湾一县,皆系古来住台之人,原有妻眷,诸罗、凤山、彰化三县,皆新住之民,全无妻子”。 到了乾隆二十五年福建巡抚吴士功又奏,他引用雍正年间广东巡抚鄂弥达及大学士鄂尔泰等人的奏议:“台地开垦,承佃雇工贸易皆系闽粤民人,不啻数十万之众,其中淳顽不等,若终岁群居,皆无家室,则其心不靖,难以久安”。又说,闽粤两省之民“从前俱于春时往耕,秋成回籍,只身去来,习以为常。迨后海禁渐严,一归不能复往。其立业在台湾者,既不能弃其田园,又不能搬移眷属,另娶番女,恐滋扰害”。“现在台地汉民已逾数十万,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内地者,正复不少”,因而请求准予搬眷。 康熙五十七年规定:“凡来往台湾之人,必令地方官给照,方许渡载;单身游民无照者,不许偷渡。”雍正八年规定:“台湾流寓之民,凡无妻室者,就逐令过水,交原籍收管。”乾隆二年,巡台御史白起图等奏准,嗣后汉人不得擅娶番妇,番妇亦不得牵手汉民。 上述史料所记都是康熙末年至乾隆前期的事,它可以说明以下几个情况: 第一,康熙雍正年间,台湾妇女确实相当少,但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加以分析。 第二,“台湾一县原有妻眷”,可见在台南一带妇女并不少;甚至有三十老女未嫁者。此外,在诸罗县沟尾庄也有“杨姓数百人,聚居已久,室家妇子,相安耕凿”,可见,在台湾县以外,并不是都没有妇女。 第三,妇女最少的是在客庄,几乎没有女眷。因为客仔多是受雇于人,自己未能成家立业,其中不少人是“春时往耕,秋成回籍”的单身汉。 第四,当时已有不少“无赖游手”,即游民,这些人当然是单身无妻的。 第五,到了乾隆时期已经有所改变,只是说其眷属居内地者“正复不少”,并非多是无妻者。 第六,当时对人口的估计过多,有的说数十万,有的说数百万,.相形之下,妇女似乎更少了,实际比例当不至于这样。 二、 和土官潘墩仔家族为妻 康熙年间《裨海纪游》记载:社商“皆纳番妇为妻妾,以至番民老而无妻,各社户口日就衰微”。《诸罗县志》记载:开垦者“巧借名色以垦番之地、庐番之居、妻番之妇、收番之子”。 《台海使槎录》中《番俗六考》部分,有如下记载:“郡中有汉人娶番妇者”(诸罗大杰颠);诸罗半线,“多与汉人结为副豚(盟兄弟也)。汉人利其所有,托番妇为媒,先与本妇议明,以布数匹送妇父母与其夫,结为副豚,出入无忌”。凤山,“近日番女多与汉人牵手”“归化番女亦有与汉人为妻室者”;“琅峤一社喜与汉人为婚”。此外,“通事或纳番女为妻妾”。 康熙年间通事张达京以岸里社六个部落各一女为妻,后其长子与三子亦娶土官潘家族女为妻。也有的说,“早期除清康熙年间通事张达京曾与土官阿莫之女联姻,清代并未见有汉人娶潘家女子,或入赘潘家之事”。 后来还有这样的记载:“社番有女,嫁山下居民”。嘉庆年间,“有奸恶社丁,恃强奸占(番妇)”“无籍游民,窜匿番社,包娼开赌”。《问俗录》也说:“沿山一带,有学习番语、贸易番地者,